哈伦·埃里森

本故事是为了纪念我的朋友，雷·布拉德伯里。

一件坏事发生了。不，一件“大写的”坏事发生了。在内布拉斯加州弗里蒙特，一个男人欺骗了一位诚实的老太太，没有人能够让他改正自己的行径。就这样，那位老太太无助地过了四十多年。随后，有一天，她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个朋友。现在我会给你讲一个故事，或者说，一个真正的传奇。对于那些希望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写过的故事”的人，你们可以随意；对于那些选择相信这是真实生活中的传奇的人，我也同样不会反对：选择权在你手上。

很久很久以前（其实也没那么久啦）……

一名男子躺在他位于纽约市某幢大厦八楼的公寓中的床上，睡得正香。他身边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那是一个标准的20世纪的设备，不是移动电话。时间已经非常晚，几乎接近早晨了，但是太阳还未曾照亮曼哈顿那有如剪贴画一般的天际线。电话铃声再度响起。

他的手从被单下面伸过去抓起了听筒。电话另一端，一个低沉的男性声音缓慢而又清晰地说道：“你醒了吗？”

“啊？”

“你是否清醒到能够听懂我的话的程度？”

“啥？谁呀？”

“你卧室的窗子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

“啥？”

“看看你的窗帘！”

“啥……你说啥……”

“坐起来看看窗帘。它有没有在动？”

“我……嗯……”

“快看！”

此人的三室公寓位于曼哈顿中部的一座风井(1)里头。如今已是秋天了，天气相当寒冷。他卧室的窗户一直是关着的，以隔绝从楼下和街道上传来的噪声。窗帘也拉了起来。他迷迷糊糊地爬起来，看着离自己最近的那一块窗帘。它正微微地摇晃着。但是房间里并没有风。

他没有对电话说任何话。电话线的另一头传来的也只有寂静。黑暗的寂静。

一个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影子，从摇晃着的窗帘后面走了出来，并朝半躺在床上的那人走去。房间里刚巧有足够的光线可以让手握电话听筒的男人看到这名黑衣人拿着一个很大的生土豆，一把双刃的剃刀从土豆的末端伸了出来。黑衣人戴着一双手套，而在手套未能覆盖的手腕处，躺在床上的这个人可以看到滑润的光泽，那里还套着处理食品的人所戴的薄薄的塑料手套。黑衣人走到床前，俯瞰着半坐起来的睡眠者，伸手接过了电话话筒。锋利的剃刀微妙地靠近了对方的颈部，另一只空着的手则将话筒放到耳边。

电话对面说道：“只说‘是’或者‘否’。”

“是，好的。”

“他坐起来了吗？”

“是。”

“他能看见你……以及你用来指着他喉咙的东西吗？”

“能。”

“把电话给他。别做任何事情，除非我让你做。”

“好吧。”他把话筒还给那个在刀锋之下瑟瑟发抖的男人。那人瞪大了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电话对面说道：“你相信他是认真的吗？”

“啊？”

“我只想听到‘是’或者‘否’的回答。”

“你是……”

“把电话给他。”停顿。再一次重复：“把电话给他！”

受惊的男人将话筒又递了回去。

“我已经告诉他只能回答‘是’或者‘否’了。要是他再说些别的东西，或者嗯嗯啊啊的……你能先给他一刀么？”

“没问题。”

“第一刀不用太狠。让他看到他自己的血，得是他能吸去，并且品尝他的血的滋味的部位。”黑衣人一言未发，将话筒按在了另一个人的耳朵上。“现在，”平静的声音从不知何处传来，“你是否确信他是认真的，并且能够伤害你？是，还是否？”

“听着，不管你是谁……”

这只土豆在那人的手背上划了一下，从小指到拇指。在这道整齐而纤细，但却有大概五英寸长的线上，血开始渗了出来。他把话筒扔在床上，血染红了他的被子。他发出微弱而凄切的哀鸣声。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在下面的街道上，有一只流浪狗被路过的出租车给撞了。拿着藏在土豆里的剃刀的男人逼近了那苍白的、搏动着的喉咙，并且朝着话筒点了点头。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声音。

他一边吮吸着他的指节，一边用仍在轻微出血、颤抖着的手拿起了话筒；他聆听着。全神贯注地。

“现在，仔细听。如果你说了任何除了‘是’或者‘否’的话，如果你试图抵赖、转移话题而不直接回答问题的话，我已经告诉他要带上一条厚毛巾，并且把它塞到你的嘴里，所以除了你自己之外，没有人能够听到他把你切成一片片的时候发出的尖叫了。他还会去切了你的兄弟比利。还有你老妈。你听明白了吗？”

他开口了。“……嗯……”土豆稍微动了一下。“是的，”他很快地以沙哑的声音说道，“是的。是的，我明白了。”

平稳而坚决的声音从远方传来：“非常好。现在我们可以办正事了。”

现在，晨光已经透过了窗帘，在靠近他抖动着的喉咙的刀刃上闪出一道寒光。这个男人说道：“是的。”

“你拥有一幅由一个几乎已被遗忘的廉价杂志插画家，罗伯特·吉普森·琼斯所创作的画……”那声音停顿下来，但在剃刀威胁之下的这个男人知道，这也仅仅是一个停顿。他知道若是他在这个时候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或者“它在我住在皇后区的表弟家里”，或者“我好几年前就把它卖了”，或者“我不知道谁买了它”，或者诸如此类的任何谎言，他的身体就会像一只煮熟了的龙虾一样被切开，他会躺在自己的内脏之中，用被切去了指尖的手抱住仍在跳动的心脏。他的喉咙会被割出一个从左耳到右耳的大口子。马上。

他什么都没说，而电话另一端的声音在一瞬间之后继续响起。“已有四位竞买人向你提供了三个不同的标价。每一个出价都是公平的。你将接受中间的那个出价，保证这幅画完好无缺，而且今天早晨就要把它卖掉。你清楚了吗？”

血持续地从拿着话筒的男人手上流下来，流到床单上，他什么都没说。对面的声音命令道：“把电话给……”他把听筒递给那个高踞在他上方的黑色身影。把刀刃藏在土豆里的男人拿起话筒，听了几秒钟，然后弯下腰凑近那个蜷缩在枕头上的男人，让对方看清楚他所戴的黑色水手冬帽有一条没那么黑的线，证明了他是有眼睛的。无法辨别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清楚了吗？”随后他对着话筒说道，“他说他明白了。”然后又听了一段时间，比上一次略长。卧室中的两个男人有一个已经额头冒汗了。电话被字面意义上地“切断”了，剃刀划过听筒线，并且将之切断。床上的那个男人擦拭着他的左手手背，吮吸着仍在渗血的纤细伤口。这个穿着一身黑衣的男人说道：“现在闭上你的眼睛，在听到我的命令之前不许睁开。”

当这个流着血的人终于睁开眼睛时，房间里完全已经安静有一两分钟了，尽管他觉得自己听到了公寓通往走廊的门被关上的声音，他也都没敢睁眼……他现在已经是独自一人了。

巴黎第八区蒙田大街的一家高级时装新闻编辑部里，一名编辑正大发雷霆，要求她的全体“下线”——这是一个21世纪第一大电子商务热词，意思跟“农奴”、“奴才”、“马屁精”、“杂工”、“家臣”、“挑水工”或者“仆人”差不多，现在的语言就这样——立即全体出现在她面前。她解雇了其中五个人。在南极洲埃里伯斯山的北高峰，寒风疯狂地吹着。

一小时之内，两只黑色薄皮革驾驶手套之中的一只，被从阴沟里捡来的一段绳子和从东河捡来的石头绑在一起，扔进了哈德逊河。另外一只同样颜色的手套则装满了从麦迪逊大街的一家廉价纪念品店买来的小块大理石，再用胶带封起来，扔到布鲁克林的郭瓦纳斯运河里。一些物品被丢弃在新泽西的垃圾箱里；一双极为普通的用于处理食品的一次性塑料手套，跟五棵白菜一起被放在马萨诸塞州里霍博斯的一所私人住宅的“爱适易”牌食品粉碎机里，切得粉碎。一双平淡无奇、不知名品牌的运动鞋之中，有一只被从行驶在新泽西收费公路上的一辆小轿车里扔出来，扔到了路外大约四十英尺远的淤泥中生长着的芦苇丛里。另外一只鞋则被埋在萨拉纳克湖一个垃圾箱下面两英尺深的地方。一天半过去了。这已经算很快。

但只是在曼哈顿中部的一间房门被关闭3小时21分钟之后，一个居住在八楼公寓中的男人给一个居住在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的女人打了个电话，那个女人说道：“在你上次说了那种话之后，我觉得你这么早就给我打这个电话有点出人意料。不是吗？”他们俩谈了大约四十分钟，虽然谈话之中提出了很多问题，但最终还是引向了一个必然的结论。最终，那个女人说：“好，成交。但你知道你永远不能把它挂起来，或者展示出来，你能接受这个条件吗？”那个男人说他能够理解，两人约定在某个时间到熨斗大厦的第三个楼梯间见面，并且双方要交付的东西都需要用厚纸包裹起来。

在伦敦某间位于二楼的公寓里，一个男人从一个时尚的书套里取出了三本书之中的一本。他把这本书拿到一个很大的莫里斯安乐椅中，坐在了鹅颈灯的下方。他瞥了一眼墙壁，溢出的光线照亮了墙上挂着的一幅大而细节详尽的画，画上是一只早已灭绝的史前鳞翅目生物。他微笑起来，再度将注意力投在书本上，翻了几页之后开始阅读。在九龙的一家运输事务所里，一个年轻的女人由于没有受过足够的培训而无法应对她简单的工作，她将一份合同其中的一页纸放进了错误的马尼拉文件夹，因此几天之内三个大洲的“下线”们开始互相发飙。

纽约熨斗大厦的物品交换之后又过了六十五分钟，一块用于建造挑檐的重达70磅的三角形混凝土在被滑车吊起的时候，没有以某种不可预知的方式从芝加哥的沃巴什大道上一处在建大厦的桩上掉落；与此同时，一个穿着领口极为舒适合体的衬衫、担任某国际公司评估经理、收入丰厚的白种男人同样也没有到达他在公司的办公室，相反地，他约见了他的牙医，而且在当天晚些时候，他到他女儿之前就读的私立幼儿园给她办了退学手续；在澳大利亚中部的吉普森沙漠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或者至少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

在伦敦，一个男人坐在一幅绘有蝴蝶的画下读书。对于每一件事情……

无论看起来是多么无关紧要……

在这个宇宙之中川流不息的时间之河里，总有一件平等而又相反的事情存在。尽管它们之间可能根本看不出有任何联系。

每一天，在里约热内卢，下午很晚的时候，都会有一场倾盆大雨。这场雨只会持续几分钟，但雨滴会像子弹一样，在基督的救赎雕像下那贫民窟的锡皮屋顶上砰砰作响。而在这一天，这一时刻，吉普森沙漠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雨滴落下；大西洋大街(2)干热得反光，伯南布哥下起了冰雹。

这天晚些时候，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一个融合摇滚乐队里面的小号手收到了一个住在奥伯林的远房表亲的消息，十年前他的这位表姐妹问他借了五十美元为一台本田思域车付首付，不过从未将这笔钱还给他。她说她将马上给他开一张支票。他很高兴，把这个故事告诉了他的朋友，乐队里的首席吉他手。四个小时后，在当晚演出中场休息期间，他俩坐在俱乐部里，你知道，一个他俩都不认识的女人飘过来，微笑着来到二人中间并且招呼道，“你们好吗？”在几分钟的交谈过程里，吉他手和小号手都数了一遍这笔偿还了多年旧债的五十美元意外之财。他们再也没有见过她。再也没有。

当天更晚些时候，一个来自斯里兰卡建于公元前4世纪的舍利佛塔，并且在1964年从阿姆斯特丹一座博物馆里丢失的吊坠，被寄到了瑞士日内瓦的一个公用邮箱，信封上盖着一个印章：“赃物，通知国际刑警”。印章是红色的，手工加印。在曼谷万豪酒店的大象酒吧，服务员找到一位泰国商人，并递给他一只红色的无绳电话。“您是曼达帕先生吧？”这个男人从他的甜味杜松子混调酒杯子里抬起眼睛，点点头，接过了电话。“你好，是的，我是迈克尔·曼达帕……”随后，他听了几秒钟，并且露出微笑。“我认为这不可能。”他柔声说道，也不再微笑了。他又听着对方说话，随后道：“没有这么快。我至少需要一周到十天的时间，我得……”他没再说下去了，只是聆听着，他的脸绷紧了，用空着的那只手的手背擦过嘴唇，然后说道：“如果那里下雨了，并且是季风的话，你就得做你必须做的事情。我会尽力的。”

他聆听着，深深地叹息了一声，然后把无绳电话放回吧台上的托架里去。服务员注意到这个，走过来拿起了那只红色的电话。“没事吧？”他看到曼达帕先生脸上的责难之意，开口问道。“好，没事，好。”曼达帕先生回答道，离开了大象酒吧，没有给这个无意中救了他的命的人一点小费。

在某个地方，比这早得多的时候，一个人大踏步向前，他的靴子底下有一只蜻蜓，一只巨脉蜻蜓(3)被碾碎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整，在内布拉斯加州弗里蒙特的一座保养得很差的老房子面前，四辆车子停了下来。周围杂草丛生。尽管在这个月通常是阳光明媚的天气，但这天天空中乌云密布。第一辆车子是弗里蒙特地方警局的警车，其上走下了一个戴男士宽檐软毡帽的男人，在他的身旁和后方，则有三名穿制服的当地警官从车上走下来。第二辆车上是两个内布拉斯加州州警。第三辆车上是穿着黑色套装的一男一女，两人各拿着一个公文包。第四辆车的车门迅速打开，像是张开了翅膀似的，四名穿得花里胡哨的大汉从车中走出，绕到车后方打开后备箱，取出了大号的铁锹和铲子。一群人走向那座房子，内布拉斯加弗里蒙特市的警长走在最前面。

他敲了松垂的纱门。三次。

没有人出现在关闭的内门里面。他再次敲门，又是三次。一位年长的白人妇女，弯腰驼背，脚步蹒跚，头发灰白，身上沾染着艰难岁月带来的倦意。她将内门打开了一条缝，从纱门向外望着这一大群人。她的语气介乎于惊讶和不安之间：“什么事？”

“布拉姆女士？”

“啊，是……”

“我们是带着搜查令来的，那里有两位法律界人士，对，就是那位女士和那位先生。”他转过头，并且朝穿着黑色套装的两人点了两下。“他们已经得到了法庭的批准，到你家里来寻找一些你儿子准备在易趣网还是什么地方卖掉的书，那些都是他从纽约的一位女士那里拿来的。比利在这儿吗？”

“比利早不住这了。”她准备关门。警长用手掌推着纱门，使其呈现一个椭圆形的凹陷。“我在问你比利在不在这，夫人。”

“没啊。”

“我们可以进去吗？”

“赶快给我滚，别想进我的房子！”

正当布拉姆女士朝着内布拉斯加州弗里蒙特市的警长发号施令，叫他从她的门廊上滚开的时候，在姆布吉马伊，一个靠近刚果民主共和国南部赞比亚边境的城市，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一个代表正准备要到达一个小菜园，这个菜园位于一片荒凉的马铃薯田旁边的三座小茅屋之外。此人随身携带两只麻布小包，当一个皮肤棕黑如坚果的老人出现在最大的一座茅屋的入口处时，他将小包裹完全展开，用通常的方式敬礼，然后静静退开。此时，布拉姆女士还在与州警、拿铲子的人以及两个穿黑色套装的人争论，然而争论的对象主要还是内布拉斯加州弗里蒙特市的警长，那地方离赞比亚可不近，尽管如此，离他们很近的地方开始有了雷电，天上的云越来越阴暗了。空气发出狂暴的呼啸声，一滴雨水落在挡风玻璃上粉身碎骨。

争吵不会自然地结束。不可避免地，执法官们对于牛头不对马嘴的答案变得不耐烦起来，将纱门从生锈的门闩上猛地扯了下来。它倒在门廊上，布拉姆女士竭力试图关闭前门，把那些男人们挡在外面，但他们推开了她，冲了进去。喊声和尖叫声接踵而至。

一个头发乱糟糟、胡子拉碴的男人挺着大肚子从后面的一条过道里冲出来，他手中紧握着一根撬胎棒，已经举到了脑后；他口中发出号叫。一名州警使出一个伸臂抱颈阻截的动作，把这名男子仰面摔倒在走廊上。与此同时，布拉姆女士发出持续的刺耳尖叫声充当背景；一名律师——当没有人注意到的时候——用手刀切击了她的喉咙，她笨拙地倒在一块护壁板旁边。

“那不是比利，”布拉姆女士极力用喉部发出咕噜似的声音，痰和唾沫被当作辅音来使用，“那是他的兄弟！”

一名州警喊道：“把他们俩都抓起来！”他掏出手枪指着倒地的大肚子男人吼道，“你兄弟在哪？”

“你别想抓走他们，一个也不行！”老太太叫道，那是犹如铸造厂午间口哨声一般的尖叫。她从衣橱柜后面拿出了一把锈迹斑斑的斧头。州警开枪击中了她的腿。斧头落在漆布上。

四个小时后，两个拿着铲子的人在翻遍了堆积如山的杂志、挖开鼠巢、翻开烂掉的地板块之后，终于在房子后面最后一个储藏用活动房屋的角落里找到了比利。他试图挖穿墙壁逃走，其中一名工人用铲子拍了他的后脑勺。那一天的余下时间，搜查仍在继续，并且延续到了第二天，直到律师们满意为止。这座杂草丛生的房子就像一座迷宫一样，充满了即将倒塌的架子、橱柜、书架，纸板箱层层叠叠，堆得极高，以至于最底下的那些已经粉碎了。这其中装满了老旧的低俗小说杂志、用塑料书皮包装起来的漫画书、用细绳捆扎起来的报纸，还有比利从东部的那位老太太那里骗来的四十七本书。

第二天，一家三口均被逮捕。与此同一时间（但按照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时钟显示的时间却晚了8个小时），伦敦的那个正在阅读《红发会》的男人合上书本，长长地凝视着壁炉架上挂着的描绘远古蝴蝶的那幅美丽的画，随后他微笑起来并且说道：“啊，这样一切就都搞清楚了。‘Omne ignotum pro magnifico(4)’。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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