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茜·霍尔德

世上有个广为人知的真理……

……有些时候，谜题是无法解决的。

我的父母在去罗马度假庆祝他们第四十个结婚纪念日的时候被谋杀了。他们曾是那样的兴奋。“我们好像还在热恋中呢，”我母亲在电话里对我说，“我真希望你……”

说到这里，她停了下来，因为我以前就告诉过她，不知何故爱的基因似乎跳过了我这一代。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一个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那就足够了。

他们在吃完一顿美餐之后，在回宾馆路上的一条小巷中被枪打死，身上的财物都被抢走。他们曾经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去罗马（我是他们唯一的孩子，我们一直都很亲密），但是我没有去，因为我的一本书已经快要到截稿时间了，在此之前我拖延了很长时间，没有开始做这项工作。拖延症很可能救了我的命。

在我的父母被谋杀后，我放弃了一切，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这起案件之中。我在私人侦探和虚假线索上花了大量的钱，被骗了十几次。一年过去了，然后是两年、三年。我一直没有完成那本书。我的编辑不再询问我的进度。我的经纪人认为解约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那时候我的户头上还有些现金，因此我决定就这样继续下去，直到从这可怕的梦魇之中醒来为止。版税收入总是会像从前那样一直不断地进入我的账户。

尽管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如此，然而我所收到的金额却每年都在下降，因为读者已经逐渐流失。但我不能轻易放弃。我所做的一切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没有人能够指出一个名字或者一种思路，所有人都没有找到任何一条可以破案的线索。虽然如此，我还是没有放弃。我缠着罗马警方，我利用各种形式的社交媒体，我保持着整件事情的热度。

这就是“黑场木匠”——一个英国法律公司——之所以将我，南茜·霍尔德，恐怖小说作家与一个维多利亚时代名叫亚历山大·霍尔德的银行家联系起来的原因。事实证明，我是这个人的后裔，事实上，是最近的一个后裔。

而亚历山大·霍尔德是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一位客户。

华生医生在《绿玉皇冠案》一文中描写了亚历山大的委托案件。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这篇小说，不过在“黑场木匠”接洽我之后，我立即就把它找出来读了一遍，是篇很吸引人的文字。我希望在我的时代也能有一位福尔摩斯，想必他早早就能够解决我父母的谋杀案了。

“黑场木匠”声称，虽然我能够继承的财产之中并没有太多现金，不过，我现在已经是亚历山大的维多利亚式大宅“费尔班”的合法主人了。不幸的是（这是以他们的观点而论），这幢房屋目前是一起诉讼案的标的。五年前，一家名叫费尔地产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买下了伦敦南部的一大片土地，费尔班坐落于此范围之内，而开发商认为他们拥有这幢房子，有权利拆除它，并且他们正打算要这么做。

当时，一个名叫“福尔摩斯信托”并且致力于保护与这位杰出侦探有关的建筑与纪念品的团体提起了诉讼，以阻止开发商毁坏这幢房子。在艰苦的诉讼过程中，费尔班遭遇了一起火灾——已经证实了是有人故意纵火。尽管这幢石头房子未被完全烧毁，现状也已经极为糟糕了。讽刺的是，此时英国的经济出现了下滑，开发商决定彻底终止这一区域的房地产项目。

目前，福尔摩斯信托希望能与我见面，讨论各种各样的意图将房子恢复原样的“方案”。我猜他们并不知道我已接近破产边缘，我也没告诉他们。其实我并不想让整个世界知道，我那些（有了些年头的）小说布满灰尘的护封之下的照片上，那个一脸幸福微笑的女人已经不再是曾经的“非常成功的畅销书作家”了。所以我只是给予了模糊而又谦逊的回应，但仅仅是得到我的回应，他们就已欣喜若狂了。在他们看来，游戏就要开始了。

我的英国律师希望我到英国去接收这幢房子，福尔摩斯信托更是急迫地希望面见我本人。在罗马，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事实上一直都是这样，但对我来说要离开这里还是很困难。只要一兴起这个念头，我就一阵阵地恐慌。我知道这样很不理性。我知道我已经将一切事务搁置，独独让这一件事占据我的全部生活。我失去了我的朋友和事业。我只是无法将心神从这件事上移开，因为我有一种可怕的妄想：若是不能时时刻刻保持警惕，那么正义就永远都不会到来。我是（或说曾经是）一个写恐怖小说的；我写的都是些可怕的东西。因此我知道，有些时候邪恶的一方会取得胜利。

随后我才逐渐明白，福尔摩斯信托可能有兴趣从我手中买走费尔班。这也就意味着我能有更多的资金来投入战斗。我乘飞机到了伦敦，租了辆车，在倾盆大雨之中开车去了伦敦南部的斯特里特哈姆，结果发现自己身处于一片混凝土地基的荒凉之地中央，这些都是费尔地产公司留下来的。费尔班是这附近唯一一座屹立不倒的建筑，它的外墙已被烧得焦黑，周围有一道铁丝网围栏，上面挂着“禁止进入”的牌子。

这幢两层楼的大宅结构还算完好，在我等待着保安回复短信并且批准我进入房子的这段时间里，我的心神就在这些房间之间游荡，回放着当年发生在这幢屋子里的那一桩罪行。

在此之前，我已经签署了无数张表格，并且获取了这所房产的合法权利，“黑场木匠”的代表以及保安开车前来，他们在见到正在车里等候的我本人时都非常高兴。雨下得太大了，我几乎无法看清他们的面容。

寒风吹来，冰冷刺骨。当我拿起我的睡袋和行李箱时，不由得重新考虑起在此睡上一夜的浪漫想法。当那个“黑场木匠”的律师接过行李箱时，我的黑色雨伞与他的那一把撞在了一起。我可以看到自己呼出的白气。

“这里在闹鬼，你知道的。”保安打开锁着的前门时咧嘴一笑，“你可以听到脚步声。有时是哭声。”

“我知道。”尽管有罗马的那件事，我还是用力挤出一个微笑。能有另外一些鬼魂来缠着我倒也是极好的。

“有人说那是亚历山大·霍尔德，正在为他失踪的侄女玛丽感到悲哀。”他继续道，并且期待地看着我。

“我知道这个故事。”我回答，“玛丽勾结她的情人偷走了亚历山大的绿玉皇冠。那本是一笔借款的抵押物。”

“是的。那位情人就是乔治·伯恩韦尔爵士。夏洛克·福尔摩斯使得一切都走上了正轨。”“黑场木匠”派来的年轻律师说道，“皇冠被归还给了‘英国最崇高最尊贵’的人物，许多人都猜测那应该是威尔士亲王。银行收到了亲王归还的五万英镑借款，再加上利息。霍尔德的声望也没有遭受损害。”

我说：“亚历山大也与被他冤枉为盗窃犯的儿子阿瑟重归于好了。”

“而且从那以后，就没有人看到或者听到过玛丽和伯恩韦尔的消息。”律师补充道。

“从此之后，就有了幽灵般的悲伤。”我说。

“是的，从此之后。”他回答。这时门吱嘎一声开了。

我们三人走进了费尔班。福尔摩斯信托似乎花费了一些精力来让这幢房子变得宜居——主要是清洁打扫之类的。他们还给我买了些手电筒、一个使用电池的提灯以及一个加热器。在一张有嵌花装饰的六边形桌子上放着一个水晶花瓶，里面是鲜红的玫瑰；在花瓶旁边还有一个果篮。我将一个苹果递给律师和保安，他俩都谢绝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家具，桌子是福尔摩斯信托借给我使用的。房子里凡是能够移动的东西都已被送往大英博物馆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展区，不过这其中只要是我想要取回的物品都可以随时提出要求。

当我们走过这座潮湿阴暗的老房子的每一个房间时，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正走在华生医生的故事里。这个窗子，天真而容易轻信他人的玛丽·霍尔德就是从这里把那美丽的皇冠递给了潇洒却邪恶的乔治·伯恩韦尔爵士。这里，厨房的门，露西·帕尔就是从这里偷偷溜出去见她的情人，一个装着一条木头假腿的菜贩弗朗西斯·普罗斯珀，而玛丽也由此半推半就地试图将罪行推到这位女仆身上。我又到楼上去看了玛丽居住的房间，那里如今已是一片废墟。当玛丽意识到夏洛克·福尔摩斯很快就会发现她才是真正的罪犯时，就立即逃跑了。接下来是阿瑟的房间，同样已经被毁。阿瑟是这家里的儿子，曾一度被错认为是偷走绿玉的罪犯。因为他深深地爱着真正的小偷，也就是他的堂妹玛丽，所以他拒绝为自己辩护。他深陷于骑士精神之中——也因此暂时地遭到监禁。

再然后，就是精明的银行家、在该案的过程中气得差点中风的亚历山大·霍尔德本人的房间。这里同样也是烟熏火燎、四壁焦黑。

天花板上有些地方蒙上了塑料布，但对于瓢泼大雨来讲这样的防范措施显然不够有力。整座房屋都严重烧毁、潮湿并且发霉；我思考着这座费尔班大宅究竟该如何重现昔日的荣光。

我们发现楼下的房间相对干燥，尽管大多数墙壁依然潮湿发霉。在玛丽·霍尔德的那个时代，这座大宅有着与它的规模相符合的众多人口居住，仅是住在宅子里的女仆就有四名，两名分别担当马夫和随从的男仆则住在其他地方。在两个“助手”的帮助之下，我放好了加热器、电灯，铺好睡袋。我向他们保证我不会有事，并且承诺如果我需要什么的话会给他们打电话，于是他们离开了。

从罗马到伦敦只能算是一次短途飞行，但从感情上说，仿佛已经走出了很远。我一直处于恐慌状态。不知何故，我知道由于我离开了罗马，会有一个线索被遗漏，一份口供被忽略。我知道自己得了创伤后应激综合征，我的精神是不正常的。医生给我开过强力安眠药，但我几乎没有动过，因为我害怕会错过电话。现在，整个欧洲都已处于午夜时分，所以我干咽下一片安眠药，十指交叉。有些时候这会有用，有些时候没用。当我迷糊着睡去时，我对我的父母说了晚安。这是我的习惯。然后，我哭了。

这也是我的习惯。

所以，当我从抽泣声中醒来时，并不吃惊。但是在几秒钟之后，当我摆脱了药物引起的类似宿醉的症状，突然就意识到这抽泣声不是自己发出的。

雷声和闪电狂暴地落下，然而却无法掩盖那回音般的低沉哀哭声。那声音充满了悲伤和哀恸；此时，在房间的对面墙上，我的加热器发出的橘色微光映出了一个女人的身形。那不是我的影子。我屏住呼吸，将手电筒打开并且照向房间里的阴暗角落。除了我之外，并没有其他人能够在墙上投出那样的影子。

哭声越来越响亮了。

我的心脏狂跳起来，手也不争气地抖动着。我眨着眼睛，嘴唇嚅动起来，无声地说出当我第一次听说父母被害时所说的话：这不是真的。

然后，影子消失了，在墙上它原来的位置出现了一只小手的轮廓，我能够清晰地看到那些细弱的手指。

我呼出一口冷气。整个人都因为恐惧瑟瑟发抖。

在我父母亡故后，我一直等待着、希望着发生这样的事情。某些超自然的事情。某些像我在书里写过的事情：灵魂附体、女巫、诅咒。从坟墓的另一边传来的信息。低语声在耳中响起，说出杀害他们的凶手的名字，安慰我说他们已经到了更好的一个世界。我去见过灵媒，也参加过降神会，但我对这个“行当”研究得太深入了，我能够发现他们所有的小伎俩。有那么一两次，我试着将自己淹没在那些垃圾之中，寻找所有这些胡说八道之中可能存在的些微的真相，但我最终放弃了，转而专注于意大利的科学、罗马的法医学。科学。但这不是科学。这只是强迫症的另一个证明。因此我告诉自己，这都是我想象出来的。我现在仍在睡着呢。

那只手仍在墙上，它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影子，反而像是一个印痕，非常黑暗、清晰。非常真实。

这一定是法律公司的人或者那些福尔摩斯的狂热粉丝设下的恶作剧。“哈喽？”我大声说道，“哈哈。”没有回应。所以我钻出睡袋，去寻找投影仪的迹象，或者也许那并不是一道刷了白灰的墙，而是一张幕布？但两者都是否定的。

随后，我踩到了一个苹果，但在我睡觉之前，地板上显然不可能有苹果。我向前倒了下去，伸出手试图保持平衡，刚巧按到了墙上的那只手。我尖叫一声，手从那层浸湿了的易碎白灰之中穿了过去。那后面有一个空间。我飞快地缩回手，抬头望着天花板上的水迹。雨水正从墙里漏下来。

但雨水不可能把苹果给弄到地板上。

我寒毛乍起，抓起电话想要报警，但事实上我已经手足无措。我有些印象，似乎英国的报警电话与意大利的不同，但是我脑子里浮现的唯一的数字是“666(1)”。我告诉自己，那苹果肯定是在我们把行李搬到楼下时偶然夹带下来的。那哭声和影子都是我噩梦的一部分。

但当我匆忙地搜查整个房子时，一直都在浑身发抖。窗子和门都用木板钉了起来，除了我，没有其他人存在的迹象。我返回楼下，查看手掌在那层白灰上弄出的那个洞。那里面有许多许多的蜘蛛网，我一开始甚至以为那些是玻璃丝。我看到在洞后面那个空间的地上有一样东西，而要将这糊状的石灰夹墙弄开直到护壁板处也并非难事。

那是一个发了霉的小木盒。

“好吧，那么，游戏开始了。”我喃喃道，在恐惧——以及也许一丝丝的兴奋——之中颤抖着。

我打开了盒子。

亲爱的露西：

你于2月6日寄来的信件已经收到，我不禁双膝跪地，感谢苍天的仁慈。是我拿走了皇冠，而且，为了将自己的罪孽掩盖于阴影之中，我试图将这一桩严重的罪行嫁祸于你，然而如今你竟如此宽容地原谅了我！我叔叔去找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调查此案时，我害怕得都快发疯了。他是一个如蜘蛛般敏锐而又沉着的人，我预想到他会拨开我设下的重重迷网。在如此的恐惧之中，我提出你和菜贩普洛斯珀先生（你告诉我说你们已经结婚了！祝你们幸福！）可能合谋犯罪。我真的不值得你如此善待。

至于我自己，我怀疑我或许永远都与快乐无缘了。你知道我叔叔的性格，他确实是个喜怒无常的人，但直到如今我才明白他一直努力想要温柔地对待我们。我父亲在病榻上缠绵许久，最终病逝，亚历山大叔叔将我接到他家里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过上那种我以前只敢去梦想的生活。舞会、音乐会、戏剧，为所欲为！我的青春已经在病床前浪费了许多，但当我想到可以在欢快的同伴陪伴下，在各种社交活动中快乐地度过青年时期，我是多么的激动！然而我很快就发现，我叔叔希望我承担起贤内助的责任，而不是继续做一个受娇宠的小女儿。想想看我有多么不情愿吧！

我想过要让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兄阿瑟担当我进入社交界的向导。但是，因为他爱上了我，公与私之间很难分得清。允许他做我的男伴，就等于同意他牵着我的手。除此之外，我还发现我亲爱的表兄有些神经质，他试图取悦那些他认为比他强的人——俱乐部里的那些有钱的花花公子——因此我意识到，我将从一个监狱换入另一个监狱：若与这样一位年轻而焦虑的男性结婚，在婚后的生活中他最终必然会认为我是一个缺乏魅力的人，因为他就是如此评价他自己，而我是和他一体的。

那种感觉是如此的苦涩：在我打理家中各种琐事，订购食品、监督仆人诸如此类，担任着组织者和观察者的责任时，我脸颊上的最后一丝红润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就在这时，乔治·伯恩韦尔爵士就像一位跨着战马的骑士一样闯入了我的生活。他温文有礼，人情练达，老于世故，同时又是如此的聪明睿智！他去过所有的地方，做过所有的事情，认识所有的人。他许诺要与我共享这样一种生活。我开心得都快要疯了！

在我完全被乔治爵士迷住之后，他给我讲了一个长而复杂的故事，中心思想是我的堂兄阿瑟欠了他很多钱——他声称阿瑟设法不让他父亲得知此事。我信了他这番话，因为据我所知，阿瑟经常向亚历山大叔叔要钱。乔治爵士说，为了保护我的堂兄在俱乐部里的好名声，自己已经濒临破产。作为一个受娇纵和庇护的年轻女人，我立即想到可以把皇冠送给他，以抵销这笔债务。在我写下这些词句的时候我不由得感到这一切都是多么荒谬绝伦，但我当时已被他所导演的戏剧搞得神魂颠倒。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皇冠被带到家里，将其卖掉并弥补那数额惊人的债务的计划——在那个时候这一切看起来并不那么疯狂。正如你现在已经知道的那样，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像个小偷一样——话说回来，我本来就是一个小偷——离开了我叔叔的家，逃到了乔治爵士那里。

但他却告诉我，他改变了主意并且已经将皇冠归还给我叔叔了。然而我的命运却是不能改变了！我不能再回到费尔班去。我已经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接下来，乔治爵士与我结了婚——我真是悔恨终生啊！

我知道你的工作并不简单，露西，尽管你正处于新婚燕尔之中，而且我可以确定你在读到这些话的时候肯定是不以为然。但在此时此刻，如果我有能力改变现状，我真情愿到费尔班去做一名粗使女佣！我必须直言相告，简明扼要。我的每一个字里都饱含着害怕被发现的恐惧。我们居住在一座小岛上，与世隔绝，然而我们所在的位置或许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远离伦敦。尽管如此，这仍是一个遗世而独立的地方。乔治爵士是个……严酷的人，而且正如人们所说的一样拮据，但他仍将我们的每一分钱都用来喝酒。同时，我惧怕还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我不清楚他的全部缺点，因为在我怀孕的时候，他把我赶到了一个单独的厢房里去居住。这座房子是这样的：一座正在逐渐崩塌并且滑入那将我们与陆地分隔开来的水中的大宅。我必须依靠一艘往来于这座小岛和大陆之间运送岛上居民的小渡船。船夫是个好人，我们成为了朋友……但也仅仅是朋友，我可以向你保证。

乔治爵士没有把我们岛上这所房子也赌输掉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不能这样做：这座房子是限定继承的。它必须要传给他的长子。但我们也不能离开这里，因为我们无处可去。在他发达时交到的那些酒肉朋友早就抛弃了他，或许有关他实际上是个粗鄙之人的消息已经传开了。当他的孩子，我们的儿子，亲爱的查尔斯·乔治·亚历山大出生时，他连一句恭喜的话都没听到过。

小查尔斯既漂亮又开朗，我不值得拥有这么好的一个孩子。他是我继续生存下去的唯一理由。若是没有他，我恐怕早就跳入岛外的水域里了，哪怕万劫不复。露西，我真的担心我的孩子。尽管我们继续住在大宅中最远的一个厢房里，但乔治爵士还是说查尔斯不停的哭泣简直要使他发疯了。他给他的继承人带来的只有痛苦和残暴。我想他会把我们抛弃在这里，如果他敢的话。正如我的孩子一样，法律已将我的身体和灵魂全都绑缚在他身上，但我不能把查尔斯留下来，让他独自面对乔治爵士的坏脾气。乔治比我叔叔最狂暴的时候还要可怕二十倍。因此……我做了个计划，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依赖你的援助？

感谢你如基督般的仁慈行为，我是，

玛丽·伯恩韦尔，娘家姓霍尔德

1890年4月3日

我被震惊了。福尔摩斯信托看到这封信的话会高兴疯的。没有人知道玛丽·霍尔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现在看来我们很有可能马上就会知道了。

接下来是另一封信：

亲爱的露西：

我发现那个替我们送信的船夫对我的同情和仁慈与日俱增（尽管我需要急切地向你保证，我们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不正当的事情——他有妻子，而我有丈夫）。他和他的妻子结婚已有六年，却没有孩子，因此他提醒我，尽管我的现状有许多方面都不值得称道，但起码在这个方面可说是最为幸运的了。他本人给予我的逃跑计划以鼓励，为此我衷心地感谢他。

我是如此地感激，永远听候你的吩咐。

玛丽·伯恩韦尔，娘家姓霍尔德

5月5日

接下来是第三封信：

亲爱的露西：

我与一个我以前认为是敌人的人见了一面。我们的谈话得出了一个悲伤的结论，因此我必须改变自己的期望。我原以为我可以简单地乘坐蒸汽轮船离开这里，到达伦敦，抱着孩子去见我叔叔。在那里，我将恳求他的庇护。但经过那位人士的解释我才明白，法律对于我的丈夫非常有利。他可以把孩子从我身边带走，我肯定他会那样做的。

有了那位伟大的人作为盟友，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让我的船夫朋友伪造我和我的小小宝贝的死亡。一旦此事成功，我将化名埃布尔·布朗夫人登上汉普斯特德号，到伦敦码头去和你会合。我的盟友已设法将我的行李箱送上汉普斯特德号并寄送给你，船只将于下个星期二到达。

至于我的孩子……目前这段时间，他将与两个爱他的人待在一起，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的话，他们会把小查尔斯当成自己的孩子养大。有了那位我本以为是敌人的人物帮助，我已设法确保他们不会因这一善行而受苦。我不敢在这里写出他们的名字，但如果时机合适，我会和盘托出的。

因此，我请你在6月10日到码头去找我。我乞求你，不要和我的叔叔或是我的堂兄阿瑟一起来。在我与他们见面之前，我必须先看看我自己能做成什么样。然后，如果上帝愿意的话，我们会找到一个办法，让我的儿子与他真正的家人重新团聚。

我的幸福现在系于你一念之间了。

M．

5月19日

接下来的一份文件是一份剪报，日期是1890年6月10日：

汉普斯特德号沉没

无一生还！

我怀着冰冷与沉重的心情阅读了这篇文章：汉普斯特德号在从肯特郡驶向泰晤士河口的航程中迅速进水并且沉没。它首先是向右舷倾斜，随后翻倒并沉没，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几分钟之内，所有的船员和乘客都未能逃出生天。我屏住呼吸，目光向下去寻找遇难乘客名单。

埃布尔·布朗夫人

我花了一小段时间来体会死亡。悲伤对我来说是如此熟悉，这是一种舒适的、已知的感觉。就像一个老伙伴——如果不能算是老朋友的话。

玛丽·霍德尔没有成功。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她还是以一种悲惨的、天降横祸式的方式死去了。

在这篇剪报边缘的空白处有一行字：我们决定不将此事告知霍德尔先生，也不让他看到行李箱。这只会让他心碎。露西·帕尔·普洛斯珀。

***

箱子里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我开始意识到那哭声现在已经停息，而我的脸颊沾满了泪水。

而且，有人正在用力敲门，并且高喊着：“霍德尔女士？南茜·霍德尔女士？”

已经是上午十点钟了。我根本不记得我竟然在这里坐了一整夜，但我必须让自己冷静下来才能够上楼、开门。我擦了擦脸，又擤了下鼻子。显然我哭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来客是福尔摩斯信托的基姆·琼斯。他是一个帅气的男人，年纪与我相仿。他对于没有等到我给他回电话就冒昧前来拜访感到十分抱歉。他担心我没有为电话准备足够的电池，因此无法回电。我检查了一下电话，他确实在一小时之前打过电话给我。

这使我感到惊慌。自从谋杀案发生的那一夜开始，我从来都没有错过一个电话。我把所有的电话全都接起来了，哪怕明知是诈骗分子打来的也不例外——因为任何一个电话都有可能以某种曲折隐晦的方式解决我父母的那起悬案。即使我已经采取了帮助进入睡眠的措施，只要电话响起，我还是会立即醒来。但我没听到他的电话。

这让我惊慌失措。我简直想要马上飞回罗马去了。

我没有告诉他关于那个盒子的事，不过我已经把它放进硕大的钱包里了。我想要仔细思索一遍这个故事。我没喝过咖啡，没洗过澡，甚至都没有刷过牙。在这座寒冷的房子里并没有自来水可用。我知道英国人一般都比较礼貌并且拐弯抹角，但我以美国式的直率询问他，是否可以帮助我。他把我带到了福尔摩斯信托的办公室，那里离大英博物馆不远。这里的装饰之中有很多都是福尔摩斯本人用过的家具，一张维多利亚式的沙发以及加了软垫的椅子等等，他告诉我说如果我愿意的话，他们可以给我安排一个房间住宿，里面甚至有福尔摩斯本人用过的床。那里的人都很乐意帮助我。然而，没有人提到我的父母，我怀疑他们根本不知道。

在吃了一个牛角包，喝了咖啡之后，我终于向他们展示了那个盒子。他们欣喜若狂。

“我们得让希普利看一看。”他们一直反反复复地说着。最终，基姆向我解释，威尔·希普利是大英博物馆中福尔摩斯展区的策展人，并且此前他一直致力于研究玛莉·霍尔德的生平，将此视为某种业余爱好。他原本就在他们想让我与其见面的人员名单上。

一小群福尔摩斯信托的员工和基姆还有我一起步行去往博物馆，那地方比我想象的要现代化得多。福尔摩斯展区面积广阔，里面的藏品包括车厢、房间内部模型、斗篷、大礼帽、猎鹿帽、手枪、一根暗藏着险恶匕首的手杖、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无数的放大镜片、各种各样的小玻璃瓶、一个写着JHW(2)的医用手提袋，以及那只福尔摩斯用来放烟草的波斯拖鞋。

基姆敲了敲一扇门，门上的铭牌标注着：威尔·希普利，助理馆长。随后不久，我就将盒子及其内容交给了一位年长一些，但仍然很英俊、穿粗节灰色毛衣和黑色羊毛裤的男人。在他检查我带来的东西时，蓝眼睛闪闪发光。我没有告诉他关于哭声和幽灵的事。我仍然不知道那些事是否真实发生过。我一直在告诉自己，那些一定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拿到了这个盒子，但那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是现在呢？为什么当我几千次地祈求宇宙告诉我关于我的父母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却没有任何回应呢？

我把颤抖的手揣进口袋里，并且说我很冷，基姆向我保证很快就会有热茶送来。

威尔·希普利戴上洁白的布手套，用两只手拿起每一封信和那份剪报，就好像它们像玻璃一样脆弱易碎。在我的想象中，罗马警方在筛选他们从我父母被杀的那条小巷里找来的各种碎片时也一定是如此极为严肃的。我去过他们的实验室。我看过他们拍的照片。我经常打电话给他们。他们从不生气。他们用他们那意大利式的深情眼眸看着我，说他们没有新的消息可以提供给我是多么遗憾。

“一个行李箱！”希普利惊叹道，“露西·帕尔·普洛斯珀拿到了玛丽·霍德尔的行李箱。”

当我的父母被杀害时，我也曾面向大众发出请求，征集有用的线索：徒劳无功。但是福尔摩斯信托拥有巨大的数据库和全球的联系人。夏洛克·福尔摩斯备受爱戴。

一个星期过去了，哭声和阴影都没有再出现，但我还是每晚住在费尔班。等待，希望，就像我生命中此前的那几年一样。基姆、威尔，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全都高度兴奋，就像福尔摩斯那样欢快地追寻他们想要追寻的宝物。我同样感受到他们对于我的深切期待：他们在等候着我做出一些关于那所房子的未来计划，并且告知他们。他们仍然不知道我已濒临破产。

罗马方面依旧没有任何进展。我最喜欢的一个警方侦探辞了职，并在米兰开了一家服装店。

***

这是我来到英国的第九天，似乎出现了一条线索。某个农场里找到了一个行李箱，但最终考证这个行李箱属于20世纪40年代。威尔和基姆对此感到失望，但仍然彬彬有礼。

“我仍然相信这个‘盟友’就是福尔摩斯本人。”一天晚上，威尔这样说道。“你知道，当华生医生写下关于家族的那个故事时，他提及福尔摩斯收取了一千英镑的报酬。我想他是把这一千英镑给了玛丽·霍尔德。”他对我微微一笑，“这笔钱用于支付行李箱的运费，以及登上汉普斯特德号的船票。当然也要给那两人一部分钱作为照顾她儿子的补偿。”

“她在信里没有提到过这个。”我指出。

“没有，不过她可能会在此前的一封信中提及过此事。或者，也许她对这个话题比较谨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金钱的态度很古怪。”

与我们不同，我想道。事到如今，我非常肯定他已经知道了我没有钱；他经常提出要请我吃饭。尽管我不想这样，但还是让他付了账。我已经开始思考将我在罗马租的公寓转租出去。但这时，固有的恐慌就再度出现了：我必须待在罗马，去监督我父母的案子的进展。

“她需要钱才能安排她的逃跑计划。”他说，“而我怀疑乔治爵士根本不会给她一个子儿。所以除非她直接从他的口袋里偷，否则必定以其他手段获得了一笔资金。”

那个时候，我几乎差一点就说出来了：福尔摩斯信托必须要以其他手段来维修费尔班。但是我看着他的眼睛，我想到了——或许不是结婚纪念日，而是多种的可能性。他的梦想。他的希望。福尔摩斯信托。一个比一条肮脏的小巷更加广阔的世界。

“你认为那个行李箱发生什么事了？”他问，“你是否认为普洛斯珀夫妇将它交给了福尔摩斯？如果那里面有一些令人惊奇的东西，并且帮助他解决了其他的案件，那又会如何呢？”

他是如此的兴奋。我意识到我在费尔班过夜，是为了听到那哭声；我的注意力集中于那些该死的希望和死亡之上；而他则看到了线索、谜题和兴奋。

出现了第二条线索，还有第三条。可能还有第四条。

在我取得费尔班的所有权三个星期之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记得上次给罗马警方打电话，或者将我父母被谋杀一案的全部线索在脑子里重过一遍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我发现自己一直在等待着听到第四条线索的消息。

“你儿子后来怎样了？”我对着费尔班的潮湿空气询问道。可能会有另外一条霍尔德家族的血脉。一些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存在的亲戚。

对第四条线索的搜寻彻底失败了。威尔告诉我，分配用于搜寻那个行李箱的资金几乎用尽，有人已经提到要放弃搜索。那将会是一个损失，一个重大的损失，只是想到这个我就差点无法忍受。我整晚不眠地在费尔班的里里外外来回游荡，听到了低沉的哭声。我的脸上一直挂着泪水。当太阳升起时，我把它们擦干。或许是玛丽替我把它们擦干的。

当整个纽约市已经起床并且全速运行的时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以前的编辑接起电话，有几秒钟时间，我们两人都尴尬地沉默着。我知道我必须要放低姿态。我必须要道歉。我影响了她在出版公司的前途：我是她的作者，而我把事情搞砸了。

“我已准备好重新开始工作了。”我向她发誓，“我想写一篇向福尔摩斯致敬的故事。这与我的某位亲属有关。她的叔叔是我数代之前的曾叔祖父，而他是福尔摩斯的一位客户。我的这位女性祖先最终证实是有罪的。”

“真的？”她听起来很热情，很感兴趣，“说来听听。”

我把玛丽·霍尔德和她的行李箱的故事告诉了我的编辑，不过没有提及鬼魂的事。我不想让她觉得我还处于疯狂中。我说：“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故事将会怎样结束。”

“好吧，你是一个恐怖小说作家，你可以给故事设定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你可以说，有些时候，谜题并不是一定能被解决的。”

“是的。绝对正确。我们可以让读者来写下结局。”

“我喜欢这主意。”她听起来很兴奋。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了。

“而且我们可以给我的房子拍个照片做封面。”我补充道，“到那个时候，它一定已经很漂亮了。”

它现在就很漂亮。我听到玛丽在我耳中低语。或者也许那是我自己在说话。我不知道，而且这根本不重要，一点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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