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期盼将来战争会受到理性的限制，但不应因此误以为过去发动战争时可以随心所欲。很久以前，高层的政治和道德制度就企图对发动战争和战争中的行为做出法律和道德上的限制。然而，对开战最重要的限制往往是人的意志或能力所无法控制的因素。它们属于苏军总参谋部所谓“永久性作战因素”的范畴。这类因素，如天气、气候、季节、地形、植被等，总是会影响作战，经常会限制战争的行为，有时甚至会使作战成为不可能。其他因素可松散地归类为“偶然性因素”，包括供应、给养、宿营、装备等方面的困难；它们在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时期严重限制了作战的广度、烈度和长度。随着财富的增加和技术的发展，这类因素有些变得不再重要，或者被克服了，比如士兵的口粮现在几乎可以保存无限长的时间而不坏，但没有一个因素可以说完全得到了消除。今天，如何保证战场上部队的给养、住宿和运输仍然是指挥官最先需要解决的最主要、最持久的问题。

也许最能显示“永久性”和“偶然性”因素对进攻或防御作战的范围和激烈程度的限制的莫过于海上作战。人在陆地上可以动拳头打架，但在水面上哪怕是动手打架，也需要能浮起来的平台。由于人造的平台易于朽坏，所以我们只能猜测，有意建造的平台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已发现的平台最早只能追溯到公元前6315年。鉴于哪怕是造最简单的木筏或独木舟都需要费很大力气，可能还需要众人合作，可以假定，从人最早开始使用骨制和石制工具到造出船来，中间经过了一段十分漫长的时期。

专门的战舰，或哪怕只是适于作战的船只，到较晚的时间才出现。它们建造起来耗资巨大，还需要专门训练的船员来操作。因此，建造和操作这类船只需要相当多的可支配财富，可能需要统治者动用财政结余。如果说最早的海上作战是海盗抢劫，不是出于政治动机的话，必须记住，即使是海盗也需要资金才能从事海盗行为。初期建立海军可能是为了打击海盗，但也可能不是；统治者维持船队最初或许是因为可以用它们沿河或沿海岸运输军队或物资。不过根据其定义，海军舰队比单艘的船花费大得多。无论怎么看，水上作战都比陆上作战贵得多。

使人无法随心所欲地在水上作战的限制因素不只是费用，还有天气和船身推进力不足的问题。风力是不用花钱的，现有最早的一幅关于海上战争的图画描绘的是公元前1186年法老拉美西斯三世的战士和“海民”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战斗；在那幅图画上，埃及人乘的就是有帆的船。然而，在火炮发明之前，帆船作为作战平台并不合适，因为操纵风帆意味着无法逼到离敌人较近的距离，使火药发明之前的武器得以发挥作用。桨船更容易操纵，作战双方可以使用剑或长矛互相格斗。桨船还有一个好处：它装上攻坚用的大槌，桨手全力划船，对准敌船的船身一侧撞去，真的可以把敌船撞沉；而结实的木制帆船尽管经受得住这种撞击，但做不到高速撞沉对方。对帆船来说，风小了速度上不去，风大了海面波涛汹涌，哪个不想翻船的船长都不会冒险出海。

尽管桨船作为战船有着严重的缺陷，但自公元前2000年开始，在地中海占统治地位的历代富国担负得起人力的费用，因此桨船成为大炮发明之前在地中海这种被陆地包围的水面上海军作战的标准。但是，这种船天气不好的时候不能出海，所以基本上只有夏天才能用。更麻烦的是，它一次只能离开供给港几天的时间，因为为了使船能够高速行进，去撞击敌船，船上必须配备人数众多的桨手，而这种便于在水中高速前进的船其船身狭长低矮，没有多少空间储存食物和饮用水。的确，后来桨船出了内海，无恶不作的北欧海盗学会了建造深龙骨船，又学会了看星星识别方向，于是开始用它在内海之外的海洋上进行抢劫，活动范围远至离他们大本营几百英里的沿海和河流，所到之处留下一片恐怖、破坏和死亡。不过，北欧海盗猖獗的时期，国家的力量还很薄弱，尤其是在海上；而且无论如何，海盗还是得靠风把他们狭长的快速战船驶近没有防卫的海岸边，划桨只作为辅助。

因此，正如约翰·吉尔马丁（John Guilmartin）在他对地中海海战的精辟分析中所指出的，桨帆船从来不是独立的战争工具，而是陆上军队的延伸，或更准确地说，是陆上军队的伙伴。桨帆船舰队靠岸的一侧通常和陆上军队靠海的一侧遥相呼应。舰队的目的是把敌人沿岸的阵地与敌方的海军隔开，使其孤立无援，而陆上军队则携带给养送到可以给舰队补给的地点。这种共生的关系说明了为什么从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海战到1571年的勒班陀之战，地中海发生的大型海战都是在可以看得见陆地的海上进行的。可是，自从16世纪大型配炮帆船开始称霸海洋后，大部分海战的战场仍然是看得见陆地，或离陆地很近的海上。这是为什么呢？指挥帆船舰队的最伟大的海军元帅纳尔逊赢得的战役中有两次——尼罗河战役和哥本哈根战役——是对靠岸下锚的舰队打赢的，第三次是特拉法尔加战役，战场离西班牙海岸只有25英里。大型帆船通常在靠岸边的地方作战，这与它们的耐久力没有关系。木制的军舰与桨船不同，可以装载够用好几个月的物资和淡水，所以，早在1502年，葡萄牙的舰只就绕过好望角，在印度西海岸击败了当地统治者的舰队。17世纪50年代，克伦威尔的海军元帅布莱克可以到英国没有基地的地中海打仗；到了下个世纪中叶，英国和法国在离本土6个月航行距离的印度东海岸的海域进行过激烈的海战。然而，尽管这些舰队远离了自己的基地，但它们作战的地方仍然都在沿岸海域。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几个。一个原因是，天气不好不能进行帆船作战（一个例外是1759年11月在大西洋的基伯龙湾冒着飑进行的海战），而海岸边的波浪比公海上要小。另一个原因是，海战的目的主要是争夺从港口进入公海的航道、保护沿海岸航行的船只、防御侵略，而这些活动都集中在离海岸较近的地方。第三个原因是，全凭视觉联络的大型帆船在茫茫大海上很难互相找到。哪怕是一连串的大帆船列队而驶，它们彼此相隔也不能超过20英里；纳尔逊在1798年的尼罗河战役中发现，交战双方的舰队一不留神彼此就找不到了。1747年在距阿申特岛200英里处发生的第二次菲尼斯泰尔战役和1794年在离阿申特岛400英里的大西洋深处“光荣的六月一日”海战是两次罕见的真正深海作战，两次都是在英法两国之间进行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次海战中，法国舰队都有运输给养的船队随行，运输船多达130多余艘，浩浩荡荡，极易追踪，目标比起法国军舰自己航行来大多了。

后来，蒸汽取代风帆成为驱动船只的动力，可能有人会以为这下军舰可以不必再那么依靠陆地了，因为即使一丝风都没有，蒸汽舰船照样可以航行；帆船在狂风大作时必须收帆并关闭炮眼，蒸汽舰船却仍然是稳定的炮台。然而，矛盾的是，蒸汽船反而回到了桨船那种依赖后勤支持的状态，活动范围比起大型帆船来大大缩小。原因是，直到最近采用油燃料之前，蒸汽船使用的是燃料是煤，耗煤量非常之大。比如，1906年下水的“无畏号”战列舰煤舱里的储煤只够它以20节的速度航行5天，所以蒸汽船离不开岸上的煤库。海上霸主英国在大型帆船的时代就在世界各地建起了基地网，所以它有条件在各大洋派驻舰队，因为舰只可以在各地几百个码头装煤。即便如此，那些舰队也无法跨越大洋，只能在当地游弋。没有这样的基地网的国家要么完全无法投射海军力量，要么得靠盟国的善意帮助。1904—1905年间，俄国在与英国关系的低谷期把波罗的海舰队派往远东的时候，每一艘军舰的甲板上都堆满了煤；在法属殖民地各港口间航行期间，甲板上小山一样的煤堆把大炮都挡住了。

另一重矛盾是，烧煤的舰队虽然理论上可以跨洋航行（蒸汽船两天能航行500英里），但实际上打仗仍然在海岸附近。部分的原因是它们仍然受到同样的战略因素的制约，而且它们与之前的大型帆船一样，在无线电发明以前在公海上等于是瞎子；它们的视线真正得到扩展要等到配备无线电的舰载飞机的时代。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所有海战都是在离岸100英里之内的水域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同样的情形，尽管那时已经发明了雷达、航空母舰和远程巡逻潜艇，人类也掌握了海上补给的技术。对此，归根结底的解释是，大海实在太辽阔了，舰队面对一望无际的深海只能望洋兴叹。美国飞机在中途岛炸沉日本的航空母舰是世界史上屈指可数的一次真正大洋作战，那次靠的是精明的推测才找到日本的舰只；最终于1941年5月在布雷斯特附近沉没的德国“俾斯麦号”战列舰曾两度摆脱英国舰队的追踪；而盟国的护航舰和升出水面的德国潜艇在大西洋中部的海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巨大缓慢的商船队目标大得异乎寻常。海上风暴也严重妨碍侦察敌踪，比如，日本人就利用了大型气候锋面来掩护他们1941年12月向珍珠港的进发。另外，远距离和近距离武器装备的使用一直难以协调。鉴于此，可以设想海洋也许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继续是人迹罕至的神秘王国。

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则是肯定无误的，无须设想。地球表面70%被水覆盖，大部分水面是开放的海洋，多数大规模海战只发生在这片水面的一小部分。如果我们套用克里西名著的标题——“世界上15场决定性的战役”——把“决定性”定义为“具有持久的、超出地方范围的意义”，也列出15场决定性海战的话，可能就是下面这个单子：

萨拉米斯海战，公元前480年：击败了波斯对希腊的入侵；

勒班陀海战，1571年：遏止了伊斯兰向西地中海的推进；

无敌舰队海战，1588年：挫败了西班牙对信奉新教的英格兰和荷兰的进攻；

基伯龙湾战役，1759年：确保了英国与法国在北美和印度争霸中的成功；

弗吉尼亚海角战役，1781年：保证了美国殖民者的胜利；

坎普尔顿海战，1797年：永远消除了荷兰与英国在海军方面的竞争；

尼罗河战役，1798年：重挫了拿破仑企图统治地中海两岸并重启对印度的争夺的野心；

哥本哈根海战，1801年：成就了英国在欧洲北部水域的霸业；

特拉法尔加海战，1805年：终于摧毁了拿破仑的海军力量；

纳瓦里诺海战，1827年：昭示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解体；

对马海战，1905年：确立了日本对中国和北太平洋的霸权；

日德兰海战，1916年：粉碎了德国建立远洋海军的梦想；

中途岛战役，1942年：阻止了日本控制西太平洋的企图；

三月运输船队战役，1943年：迫使德国潜艇退出了大西洋的战斗；

莱特湾海战，1944年：确立了美国对日本帝国海军无可争议的优势。

以上是对所选的战役意义的简要总结。这个单子特别值得注意的——虽然专家也许有不同意见——是这些海战大多集中发生于地图上的几块地方。比如，坎普尔顿、哥本哈根和日德兰这三场海战的战场彼此相隔不到300英里；萨拉米斯、勒班陀和纳瓦里诺三场海战都发生在伯罗奔尼撒附近，战场相距顶多100英里，虽然萨拉米斯海战和纳瓦里诺海战在时间上相差2300年。无敌舰队战役、基伯龙湾海战和特拉法尔加海战发生的地点都离西经5度线不到100英里，都在北纬50度到30度之间，这在地球上算是相对很小的一块地方——且大多为陆地。1781年后，弗吉尼亚海角多次发生海战；对马海峡在1905年之前也是战事频仍，主要是蒙古人在1274—1281年间对日本发动的进攻；而发生尼罗河战役水域的沿岸处自从法老时代就一直是海战的多发地。因此，在此列举的15场决定性海战中，只有两场——中途岛战役和三月运输船队战役——是在远离陆地、先前从未发生过战事的水域进行的。

同样，世界上大部分陆地上也没有发生过战争。冻原、沙漠、热带雨林和大山对士兵和对旅人一样严酷；应该说对士兵更严酷，因为士兵携带的东西更累赘。军事手册里可能载有关于“沙漠战”“山地战”或“丛林战”的内容，但事实是，企图在没有水源、没有道路的地方作战是违背自然的；那些地方真正发生过的军事行动通常不是作战，而是装备精良而又昂贵的特种兵的小规模交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隆美尔和蒙哥马利的沙漠军团从未远离过北非的海岸；日本于1941年12月到1942年1月期间征服丛林茂密的马来亚，靠的是殖民地时期修建得极好的公路和沿岸便于登陆的“钩状岬”；中国在1962年与印度的边界冲突中收复了一部分高山地带，战斗发生在海拔16000英尺以上，中国军队事先在西藏高原适应了一年的时间，而印度的军队中许多人刚从平原调上来，患了高山病，无法作战。

总算起来，全世界6000万平方英里的陆地中，70%都太高、太冷或太缺水，无法开展军事行动。北极和南极明白地显示了地理条件的影响。南极洲大陆由于难以到达，也因为极端的气候条件，几千年来从未发生过战事，尽管有几个国家对它有领土要求，而且据说冰层下覆盖着非常宝贵的矿物资源。自从1959年《南极洲条约》签署之后，所有的领土要求都被搁置，整个大陆被宣布为非军事区。相比之下，北极没有实现非军事化，它表面的冰层下常有核潜艇游弋。但是，冬天可达三个月的漫长极夜、冬季的严寒，以及缺乏任何有价值的资源，这些因素决定了北极不太可能发生战争。在极地地区，陆上发生过的最北边的军事事件是德国和同盟国在1940—1943年间的小规模交火，目的是争夺设在格陵兰岛东岸，接近北纬80度的斯匹次卑尔根的气象站；交火中双方各有伤亡，但是，在恶劣天气的侵袭下，他们有时为求生存不得不互相帮助。除了这样的特殊情况外，即使在条件适宜行军打仗的地方，激烈的军事活动也只集中于其中的一小块儿。战斗不仅在距离相近的地方反复发生，比利时北部的“欧洲战场”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意大利北部位于曼图亚、维罗纳、佩斯基耶拉和莱尼亚诺之间的“四边形”是另一个，而且自古以来战争经常发生在同一个地点。

最引人注意的例子是土耳其欧洲部分的阿德里安堡，现名埃迪尔内。那里共发生过有记录的15次战斗或封锁，第一次发生在323年，最后一次在1913年7月。a

埃迪尔内从来不是，现在仍然不是大城市；人口一直没有超过10万。它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经常的兵家所争之地，不是因为它的财富或规模，而是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它位于三条大河的交汇处，这些大河的河谷提供了四通八达的通道——向西到马其顿的山区，向西北接保加利亚，向北则直达黑海岸边，而且它们流经欧洲最东南角的唯一开阔的平原，最后注入海洋。平原的另一边屹立着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这座宏伟的城市，君士坦丁堡由君士坦丁大帝亲自选址定都，因为它位于欧亚两大陆分野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边，最是易守难攻。因此，从战略角度来看，阿德里安堡和君士坦丁堡是姐妹城市，共同监视着黑海和地中海之间，以及南欧和小亚细亚之间的动静。因为君士坦丁堡无法从海上攻破，自从5世纪初修建了狄奥多西城墙之后更是固若金汤，于是，所有自小亚细亚来侵略南欧的入侵者都不得不在君士坦丁堡后侧的平原登陆；从黑海以北而来的入侵者由于陆地上喀尔巴阡山脉的阻拦，只能沿黑海西岸行进，结果也来到阿德里安堡的平原；君士坦丁堡在1204年遭十字军洗劫之前是古罗马衰落以后西方世界最富庶的地方，对它一直垂涎三尺的欧洲入侵者在前来的路上也必须经过同一个平原。简而言之，阿德里安堡是地理学家所谓的亚欧陆桥的欧洲一端，亚洲有两条主要通道沿此陆桥进入欧洲，每当有大军沿任何一条通道自东向西或自西向东行进，阿德里安堡即不可避免地成为必争之地；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城市从未能够发展起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很少有别的地方像阿德里安堡那样如此明白地显示永久性和偶然性因素对战事的影响，然而，自古以来，这些因素的影响在大部分军事活动密集的地区都或多或少地有迹可循。宽阔的河流、巍峨的山岳、茂密的森林形成了“天然边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边界也逐渐与之吻合；两者之间的空当为大军行进提供了通道。然而，过了这样的空当之后，哪怕没有明显可见的障碍，军队也很少能随心所欲地行动。即使没有堡垒要塞，只要修建有道路和桥梁，地理就成了一种微妙的重要因素，气候和季节则可以进一步加大它的作用。所以，在德国1940年对法国发动的突袭中，看起来好像打先锋的坦克冲破了阿登森林和默兹河的屏障后，就任意地横冲直撞，但实际上，它们的前进路线紧沿43号国家公路，而这条公路大部分又是沿公元前1世纪恺撒征服高卢后不久由古罗马人修建的道路铺设的。古罗马人和后人建造公路时都顺应地形依势修建，因此可以推断，德军的坦克指挥官无论怎样自以为能够到处畅行无阻，实际上都在遵守着法国北部10000年前冰川消退后留下的地表形状的古老规定。

研究一下德军闪电进攻法国一年后对苏联的入侵，同样可以看到自然法则的决定性作用。苏联西部似乎可以让侵略军，特别是机械化的侵略军任意驰骋。从苏联1941年的边界到600英里之外的列宁格勒（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一路上一马平川，没有一处高于500英尺的高地，而且这片几乎没有森林的广袤平原上的河流基本上都是东西流向，与侵略军的前进路线相平行，没有拦路的河流。应该没有，也的确没有任何固体的障碍阻拦侵略大军的前进。然而，在苏联中部，奔流着从苏联注入黑海和波罗的海的两条最大的河流——第聂伯河和尼曼河；它们的源头有许多支流，共同形成了普里佩特沼泽地，方圆40000平方英里，对军事行动是一大障碍，德军的参谋人员甚至把军情地图上标志着它位置的地方称为“国防军之空洞”（Wehrmacht hole），意思是那里没有任何得力的德军部队。结果，它成了苏联游击队袭扰德军后方的主要根据地。虽然游击队的行动不见得多么有效，但随着德军前线日益向东推进，苏联游击队使德军始终感到如芒在背。

“国防军之空洞”虽然是苏联战场上永久性的特点，但对德军的行动影响不大。真正多次严重影响德军行动的是遍布作战前线各处、由春天融雪和秋季阴雨造成的季节性沼泽。大草原一年两度发生这种地面泥浆，苏联人把它叫作“沼泽期”（rasputitsa）；每值发生，军事行动都被迫完全陷于停顿达一个月之久。沃罗涅日前线的苏军指挥官戈利科夫的一个下属问他，到1943年3月，反攻能否打到第聂伯一线，他答道：“离第聂伯河有200—230英里，还有30—35天春季沼泽期就要到了。你自己去想吧。”不可避免的结论是，融雪季节的到来会赶在苏军的前面，所以无法把第聂伯战线从德国人手中夺回来。事实也的确如此。不过，德军才是最受沼泽期妨碍的一方。1941年春，沼泽期持续的时间特别长，迫使德军把入侵的时间拖后了关键的几个星期；那年秋天的沼泽期也很长，结果延后了德军向莫斯科的挺进。霜冻可以恢复大草原地面承受重量的能力，但那年冬天霜冻开始得晚，把德军的坦克生生陷在远离莫斯科的泥沼地里，无法按预定时间攻陷苏联的首都。尼古拉一世曾说，1月和2月是“（俄罗斯）两位可靠的将军”；事实证明，1941年3月和10月的沼泽期是更得力的将军，可能就是它们在那年使苏联免于灭顶之灾。

至此讨论过的内容应如何总结呢？有一点很清楚，“永久运作”的因素和偶然性因素的汇合，包括气候、植被、地形和人对自然地貌的改变，在墨卡托投影的世界地图上画出了一条区分军事区和非军事区的明确界限，非军事区的面积比军事区大得多。有组织的密集战斗长期以来一直在地球上一条不规则的狭长地带内进行，这条地带位于北纬10度到55度之间，从北美的密西西比河谷到西太平洋的菲律宾及其外围岛屿，或者说从格林威尼以西90度到东经135度。《泰晤士世界地图册》把植被分为16类，包括（在清除土地用于农业生产之前）混合林、阔叶林、地中海灌木林和热带旱林。如果画一条线，把北半球这4个植被区以及它们之间的陆上和海上通道圈起来，即可看到，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在这个圈子之内发生的，很少有在圈外发生的情况。如果按月份来看具体地方发生的战斗，会发现某个地方的战争通常集中于某个季节。不同的地方由于气温的高低、降雨的多少和收获的时间不同，发生战争的季节也各不相同。举例来说，看一下历次阿德里安堡战争，前三次各自发生在7月、8月和7月；后三次发生在8月、3月和7月。即使在巴尔干南部，3月打仗也太早了些，因为那时河流因融雪水量极大，但其他的日期都是在地中海收获季节刚刚结束后，正是打仗的好时机。

那么，在考虑到季节这个变量的情况下，有组织的战争发生的地区是否和地理学家所谓的“首选土地”相吻合呢？“首选土地”指砍伐林木最容易、种植粮食产量最高的土地。简而言之，战争在地图上看起来是否仅仅是为了争夺农田呢？大型战斗需要财富的支撑，而直到最近，密集的农业是人类活动中最能持久产生大量回报的活动；从这个角度来看，上述说法有一定道理。另一方面，农人争夺起田地和用水权来寸步不让，被首领召集去打仗也颇耐苦战，但普遍观察证明，他们也同样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行我素，毫不变通，不到迫不得已绝不放弃自己的牲畜和田地。马克思认为农民“不可救药”，意思是他认为不可能把农民召入他希望建立的革命队伍，借他们的力量推翻资本主义秩序。毛泽东却不这么看。维克托·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在对古希腊战争史富有惊人创见的研究中令人信服地证明，是古希腊城邦的小农发明了西方人所信奉和实施的“决战”概念。不过，马克思的观点也有道理。农民的确死守着田地和村庄，不肯离开故土，也的确总是只顾自己那点儿抱怨和不满，本能地抗拒应召去距首选土地十分遥远、接近荒野地带的边界处打仗，不管打仗的理由是多么充分。

应当指出，在同文同教的农耕人民之间，大规模战争很少发生。另一方面，在地球温带地区，耕地和非耕地之间的界线经常是耗费巨大人力物力修建起来的长长的壁垒。有罗马人在苏格兰高地脚下修建的安东尼长城；有罗马时期在德意志修建的把耕地和森林隔开的筑有堡垒的边界线；有保护土地肥沃的马格里布不受撒哈拉匪徒袭击的非洲工事（fossatum Africae）；有罗马人沿约旦河及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的源头修建的“叙利亚”要塞——该要塞由碉堡和军用公路组成，是耕地和沙漠之间的界线；有俄国人为抵御从大草原来的匪徒而修建的从里海到阿尔泰山，长达2000英里的“碉堡线”（cherta）；有在克罗地亚把萨瓦河与德拉瓦河流经的平原与南面土耳其人控制的山区隔开的哈布斯堡军事边界；最重要的是中国的长城，建造它是为了阻止草原的游牧民族染指长江和黄河地区引水灌溉的农田。它的规模如此宏大，历朝历代不断增修，至今考古学家仍未了解它的全貌。

这些壁垒森严的边界显示出肥沃耕地上的富有者和土壤太贫瘠、气候太寒冷或太干旱，因而无法垦殖的土地上的匮乏者之间的根本性紧张关系。然而，不能因为这种紧张关系就错误地以为重大战争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抢夺财产。人类打仗的动机要复杂得多。以耕作为生的同一民族的人也互相作战，有时还非常凶狠；来自肥沃区以外荒原的物资匮乏的民族也许只是为了理念而战，比如，虽然追随穆罕默德的阿拉伯人大肆抢掠，但驱使他们四处征战的不是卑下的物欲，而是扩张伊斯兰世界的雄心。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这位最伟大的征服者已经稳坐了希腊各城邦统治者的宝座，但他仍继续征战不休。他洗劫了波斯帝国似乎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高兴。蒙古人征服的地盘比亚历山大还要广阔，但他们攻陷了国家后根本没有能力巩固胜利成果：亚历山大逝世300年后，他的6位将军继承者的后裔仍统治着中亚的大夏，而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人建立的政权却没有一个维持到一个世纪以上；鞑靼人帖木儿号称是蒙古人的后裔，而且是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的后裔，他似乎对他夺取的富饶土地丝毫不加珍惜，而是如同刀耕火种的农夫，把土地大肆蹂躏一番后随即扔在身后。

这里指出匮乏者经常对他们夺来的东西不善加利用，但这并非否定战争通常是单向的——从贫瘠的土地向富庶的土地发起，很少有反向的情况。这不仅是因为匮乏的土地不值得争夺，也是因为在那里作战十分困难，有时完全不可能。沙漠、草原、森林、山区这些威廉·麦克尼尔所谓“缺粮区”的穷人彼此之间打起仗来毫不留情，自从有了关于有组织作战的记录以来，这些骁勇善战的人就一直待价而沽，富国也对其趋之若鹜。如胡萨尔轻骑兵（hussar）、枪骑兵（uhlan）、猎兵（jger）这类具有异国风情的团名在一些欧洲国家军队中骄傲地保留至今，在阅兵式上仍然穿戴着像熊皮帽、饰有盘花纽扣的上装、格子花呢短裙和狮皮围裙这些野蛮人的服饰。然而，正是因为穷人贫穷，所以他们的战争在范围和烈度上都相当有限。他们只有在闯入富庶的地区后，才有可能积聚足够的粮食给养以进一步向纵深挺进，最终征服整个地区。所以农耕社会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加强边界防御，把来犯之敌挡在外面，不让他们肆虐。

因此，“永久性”和“偶然性”因素对战争产生影响的深层原因极其复杂。作战的人不能不受限制地为所欲为，尽管作战本身就突破了常规和世故的审慎对人的行为的正常限制。战争总是有限的，这不是人的选择，而是由大自然所决定的。李尔王在怒骂敌人时，可以威胁说：“我要做出一些使全世界惊怖的事情来，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我要怎么做”。然而，其他身陷困境的君主发现，这个世界上让人惊怖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做得成的。财力可能不够，天气可能变坏，季节会更替，朋友和同盟的意志可能减弱，人性本身可能无法接受争斗带来的苦难。

无论如何，人性中女性的那一半对战争的态度十分矛盾。女人有时是引起战争的原因，有时则被用作战争的借口——抢妻是原始社会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有时也是挑唆极端暴力的煽动者——麦克白夫人的类型众人皆知。女人作为战士的母亲也可以是铁石心肠，宁肯承受失子之痛，也不愿忍受懦夫儿子生还的耻辱。而且，女人可以成为激情洋溢的战争领导者，通过男性对女性特质的反应这一十分复杂的化学过程，女性领导人在男性下属心中激起的高度忠诚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是男性领导人难以企及的。不过，除少数例外，战争是世界各地的女性一直置身事外的一项人类活动。女人指望男人保护她们免遭危险，当男人没有履行保护者的责任时对他们痛加责备。女人参军入伍，照顾伤员，男人去打仗后担起耕种田地和放养牲畜的活计，甚至挖掘由男人来守卫的战壕，在工厂里为男人生产武器。然而，女人不参加作战。女人之间很少动手，而且从未在军事意义上和男人动过手。如果说战争自古就有，是全人类的普遍现象的话，那么现在就必须加上一条最重要的限制：它完全是男性的活动。

a第一次阿德里安堡战争是自西而来的古罗马君士坦丁大帝和自东而来与他争夺帝位的李锡尼之间的战争；发生在378年的第二次阿德里安堡战争是历史上的一次大灾难，瓦林斯皇帝和古罗马雄师最后的部队在渡过多瑙河入侵罗马帝国的哥特人手中遭到惨败（哥特人自己则是在逃离闯入大草原的匈奴骑兵）；在718年爆发的第三次阿德里安堡战争中，新近兴起的保加利亚人击败了企图从后面攻占君士坦丁堡的穆斯林军队——这个结果对基督教的欧洲至关重要；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阿德里安堡战争分别发生在813年、914年和1003年，都是保加利亚人向君士坦丁堡发起的攻击；1094年的第七次阿德里安堡战争是拜占庭帝国的一位皇帝和皇位争夺者的作战；在1205年的第八次阿德里安堡战争中，保加利亚人打败了自封为拜占庭皇帝的十字军首领鲍德温和丹多洛总督（他家在威尼斯的府邸现在成了那个城市最贵的酒店）；1224年的第九次阿德里安堡战争以复辟的拜占庭王室打败保加利亚王国而告终；1255年的第十次阿德里安堡战争是拜占庭帝国的内斗；在1355年的第十一次阿德里安堡战争中，拜占庭打败了巴尔干新兴的军事强国塞尔维亚；1365年的第十二次阿德里安堡战争标志着奥斯曼帝国从小亚细亚向欧洲进军的阶段性胜利；奥斯曼帝国的权力得到巩固后，一直没有再发生战争，直到1829年的第十三次阿德里安堡战争，俄国军队从奥斯曼帝国手中抢走了阿德里安堡；最后两次阿德里安堡战争都发生在1913年，阿德里安堡先是被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从奥斯曼土耳其那里夺走，后来又被夺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