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驭战车的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所向披靡的侵略者。侵略反过来刺激了防卫，尽管有时两者的力量并不对等。在和平的文明已经开始蓬勃发展的世界中，战车御者和在他们之后的骑马民族的到来造成了巨大的变化。在我们审视他们造成了何种变化之前，应当研究一下富饶土地的居民为保护自己从大自然那里收获的果实不受抢劫蹂躏，采取了什么办法。

耶利哥的考古发现证明，第一批农耕者有办法保护家园不受敌人侵犯，但敌人到底是谁却无从得知。他们是定期来犯，以抢夺存粮为目标的强盗吗？还是自己想种田，觊觎耶利哥的田地和永久水源的人？或者只是以烧杀抢掠为乐的匪徒？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最大。惯于野外生活的人很少愿意安顿下来种田，也不知道怎么种。另外，虽然历史上不乏无意义的破坏行为，但抢劫的人一般都明白，靠抢别人收获的粮食为生比简单地抢劫掠夺好处更大。如果在耶利哥发生的是第一种情况的话，那么也许就不能仅把耶利哥的城墙和塔楼视为防御工事的三种形式中的第一种——避难所，而也应把它们看作防御工事的第二种形式——据点。

据点不仅是躲避攻击的安全藏身地，而且是积极防卫的中心；防守者在里面可以免遭突然袭击，也不会被敌方兵力上的优势所压倒，还可以以据点为基地，冲出去打退进攻者，把自己的利益所系地区控制在手中。据点与周边的环境有着共生的关系。避难所仅能提供短期的安全，只有当敌人无法久留或只找容易的目标下手的时候才有用。最好的例子是中世纪时期在法国东南部普罗旺斯海岸边的高山峻岭上修建的“山顶之城”，那是用以躲避海盗来袭的。相比之下，据点所在地区必须有足够的物产，平时能养活一个军营的人，自身也要足够坚固、足够宽大，一旦有敌来犯，能装得下全军营的战士，给他们提供给养和保护。因此，建造者必须拿捏好分寸，不能为了省钱或轻敌而把据点建得太小，但又不能建得太大，造成人手不足，无法全面守卫据点的局面。派出十字军进行东征的那些王国就总是招不到足够的兵士去守碉堡，特别是在它们开始衰落之后。

据点和避难所的分别还在于它们各自的特点。避难所只要足够坚固，使攻击者感到要攻下它太费力气，因此知难而退就行了；住在用栅栏围起来的村子里的马陵人或躲在山顶堡垒中的毛利人不会遭到“突袭”或“群战”，因为他们的敌人没有围城的器械，也没有足够的给养，无法长时间在外作战。据点一般只有较为先进富庶的社会才修得起，作为据点的城堡必须顶得住自带粮草或能保证供给，并使用攻城器械的敌人的攻击。因此，据点墙内应当有水源，特别是如果建立据点的一个目的是保护牲畜的时候，另外当然还应有仓库和居住的地方。至为重要的是，它必须为守军提供积极防御的条件——要有能控制战场局面的作战平台以及坚实的城门，一俟时机合适，即可打开城门发动反击。

在火药发明之前，所有对据点的进攻都必须近距离进行。顾名思义，登城这种借云梯攀上城墙的最简单的攻击属于近距离进攻，但后来工兵行话中的“有计划围城”，即挖陷坑、使用攻城槌或投石机、建起攻城的高台等等，这些也都必须在近距离内进行。首先需要指出，用投石机常常费力不讨好，厚实的城墙能够轻而易举地承受依靠平衡重或反扭弹簧的机器发射的石块。而且，这类机器的投掷角度也无法使所投掷的石块造成最大程度的破坏；用火药发射的炮弹比过去所有的投石机器都更高明，因为它是平射，可以打击城墙底部，最容易使城墙坍塌。

因此，设计者总是力图把据点设计得使敌人难以接近城墙底部，给守军提供优势作战位置。耶利哥令人叹为观止的一个特点是，在城堡建筑尚处于萌芽阶段的时候，它的建造者似乎就预见到了它将面临的一切危险，为它提供了抵御所有危险的保护。无水的护城壕使敌人无法接近城墙墙根，同时也是杀敌的场所（在一个土壤渗透力不那么强、水蒸发得不那么快、水源更加充沛的环境中，也可以挖一条有水的护城河）。城墙有三人多高，任何想攻城的人都必须使用云梯，站在云梯上打斗可是非常不稳当的；城墙也可能带有作战的平台。最后，高踞于城墙之上的塔楼更使守军居高临下，占尽优势。

从耶利哥的建立到火药发明的8000年间，防御工事的3个特点——城墙、壕沟、塔楼——一直保留了下来，没有增加新的特点。原则一旦确立，后来的一切改进都不过是在耶利哥建造者的设计基础上进一步精益求精，如在据点的内墙外加盖外墙，称为“多层防护墙”；沿壕沟边设置障碍（耶利哥的人可能也这样做了，但证据已湮没无存）；在据点内再盖碉堡，称为“主楼”或“堡垒”；塔楼建在城墙的外墙上，而不是内墙上，以便于从侧翼作战；在特别重要的地区，据点之外还修建单独的工事。这些工事本身就是小型据点，它们的目的是为大据点守门，或占据可能会被敌人利用的一切有利地形。然而，总的来说，后来修建城堡的工程师对耶利哥的设计的改进并不比后来的印刷商对古登堡的《圣经》改进得更多。

据点通常由小型主权政体修造，或者是主权政体分裂后的产物；在中央权威尚未建立，或虽然存在但自顾不暇，或业已崩溃的时候，据点就会大量涌现。古希腊人在现代土耳其和西西里海岸上修建据点来保护他们在殖民早期建立的各个商业定居点；诺曼人在英格兰大兴土木。从1066年到1154年间，诺曼人可能建造了900座大小不一的据点，小的用1000个人工日就能造好，大的则需要24000个人工日。修造这些据点的目的是要加强诺曼人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统治。罗马人在“撒克逊海岸”建造的据点，如里卡尔弗城堡和佩文西城堡，为的是不让条顿海盗趁罗马帝国在公元4世纪力量衰退之机来进犯英格兰东南方的海岸线。不过，撒克逊海岸的城堡其实不是单独的据点，而是防御工事的第三种形式——战略防御——的组成部分。有的战略防御是连绵不断的，哈德良长城在维护良好的时候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但更经常的是在防线上建立单个的据点，如果敌人发动全线攻击，可以彼此呼应配合，御敌于防线之外。战略防御的性质决定了它耗资巨大，无论是修建，还是维护和驻防，都所费不赀；它是社会富饶和政治发达的标志。

苏美尔各个高墙深壕的城邦被萨尔贡收归中央控制之下后，可以说形成了一套战略防御体系，不过这套体系不是有意计划建成，而是逐渐自然形成的。第一套有计划修建的战略防御体系似乎是古埃及第十二王朝的法老自公元前1991年起修造的努比亚碉堡线。这条碉堡线最终完成后，沿尼罗河从第一瀑布到第四瀑布绵延250英里，两边的尼罗河和沙漠尽在掌握之中，各个碉堡之间也许是通过烽火信号守望相助。考古发现再次证明，那里的工事设计已经具备了战略防御的所有要素；后人只是因循了这些要素，并未添加任何新东西。最早建立的碉堡坐落在第一瀑布附近，那里的河谷地方宽阔，可供人务农为生；建造碉堡就是为了保护农田，并扼守大河。埃及人进入野蛮的努比亚和狭窄得多的上尼罗河地区之后，也在那些地方修建了碉堡，这些后来的碉堡主要用于军事用途。留存下来的文字记录表明，尼罗河上游的碉堡是作为真正的军事前沿而设计的。辛努塞尔特三世（Senusret Ⅲ）法老立了一座自己的雕像，并立碑写道：“我比祖先向南航行得更远，划定了边界。我扩大了祖辈留下的疆土。我的儿子谁若能维持这片疆土……他就是我的儿子，是天潢贵胄……但谁若丢掉这片疆土，不肯为它而战，他就不是我的儿子。”这段铭文是在塞姆纳的一座碉堡里发现的，时间是公元前1820年。辛努塞尔特自立的雕像没有找到，但在同一座碉堡里发现了把他作为神来供奉的雕像，时间估计为公元前1479—前1426年间。这清楚地证明，他的子孙后代铭记住了他要他们保住他赢来的土地的告诫。

古埃及人在努比亚的边疆政策成了后来各处帝国的样板。塞姆纳建造了3座碉堡，在河的两岸形成掎角之势，还修建了水渠从河中引水；碉堡面向陆地的一面修了几英里长的泥砖墙保护向南的道路。3个碉堡都设有很大的谷仓，其中两个谷仓的储量足以供应数百人一年的口粮；存粮也许靠位于阿斯库特的后方供应中心来补充，那是一座岛上堡垒，显然就是为了储存粮食而建的。另一段铭文说明了守军的职责：“防止努比亚人由此……向北方去，无论是步行还是乘船，也防止他们赶着牲口经过此地。去伊肯从事贸易或递送官方信件的努比亚人不在此例。”在碉堡前方的地带，一支由努比亚的沙漠民族麦加人组成的埃及沙漠巡逻队定期进行巡逻。（在底比斯发现的写在莎草纸上的《塞姆纳快讯》上登载有一份典型的沙漠巡逻报告：“派去巡逻沙漠边缘的巡逻队……回来后向我报告说：‘我们发现了一队32个人和3头驴。’”）在印度西北边境作过战的英国军人对埃及人此一做法必定有所会心。英国人也采用了和古埃及人一样的做法，他们在印度设有行政区，里面驻守重兵保护区内的居民；另外有前方区，区内建有纯用于军事目的的碉堡，里面驻扎着军队；再往前是“部落”区，在“部落”区内，英国人只管保护道路，管理周边地方的责任则交给部落民兵，如开伯尔步枪团（Khyber Rifles）和托契侦察队（Tochi Scouts），可那些民兵与这一整套复杂的防御结构要防备的人属于同一族群。

耶利哥城和第二瀑布碉堡的蓝图在世界各地一直沿用下来，这并不值得惊奇；就连它们建成得那么早也应是意料中事。人一旦开始琢磨把有数的几个建筑和城镇规划的要素纳入自卫体系，就必然会造出耶利哥或塞姆纳碉堡群；同样，人一旦认识到，要想控制文明和野蛮世界之间的边界地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收买边境另一边的人，利用心理因素把偷猎者变为猎场看守人，也会马上把这个办法付诸实施，所以才有了麦加巡逻队和开伯尔步枪团。

然而，若是以为耶利哥和塞姆纳城防的基础原理传播得既远且快，那就大错特错了。当时的耶利哥人民生活富裕，第十二王朝的法老更是财力雄厚。但直到进入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很久之后，其他的地方仍是地广人稀、民生艰难。到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带有城防的居住点才普及开来。考古学家在旧士麦那发现了一座建有防御工事的希腊居住点，它建于公元前9世纪，外面围有防御墙，还用凿好的石块建起了棱堡；在西班牙的萨拉戈萨和波兰的比斯库平这样相距遥远的地方都发现了公元前6世纪建造的有围墙的居住点。山顶城堡在英国屡见不鲜，称为“铁器时代要塞”，现已发现了2000处；在欧洲的东南部，类似的山顶城堡可能早在公元前3世纪即开始建造了，不过到了公元前1世纪才真正推广开来。它们到底是早期的城镇，还是临时避难所？什么样的政治条件促成了它们的修建？对这些问题，历史学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它们也许和毛利人的堡垒一样，由社会的部落化所促成，因为比邻而居的群体要保护自己可搬动的货物免遭抢劫；可是对此我们无法肯定。我们只知道，防御工事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期间从欧洲的东南部传到北部，同时，随着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离开家园驾船到别处去建立贸易殖民地，地中海和黑海沿岸也出现了带防御工事的港口。防御工事无疑是随着贸易传播的。研究史前城市的著名学者斯图亚特·皮戈特（Stuaart Piggott）就提出，在地中海沿岸带有防御工事的港口和法兰西以及德意志内陆的山头要塞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双向贸易通道，向北方运去的货品有酒、丝、象牙（甚至还有猿猴和孔雀——史前时期，阿尔斯特的一个国王就得到了一只巴巴里猴子），运回来的物品则是琥珀、裘皮、皮革、腌肉和奴隶。

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在地球的温带地区，防御工事已经是星罗棋布。中国早期的城镇是没有围墙的。黄土平原上缺少树木，所以就连建造城墙的基本材料都付诸阙如。但是，商朝建立了最早的中央政权时（约公元前1500—前1000年），中国出现了夯土城墙；有意思的是，商朝的表意文字中代表城的符号“邑”是一个堡垒加一个跪伏的人形，说明碉堡在中国和在别的地方一样，既是防御工事，又有控制社会之用。在古希腊，米诺斯文明崩溃后的黑暗时代结束后，新兴的城邦自然而然地高筑城墙；位于现代意大利的城邦也如法炮制，古罗马当然也是一样。到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挥师穿过波斯去征服印度时，只要在有居民点的地方作战，军师们就会预料那些地方一定有据点阻拦大军的前进。

然而，有一条普遍原则仍然适用，即众多的据点意味着中央权威力量薄弱，甚至荡然无存。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5—前325年之间至少打了20次围城战，但没有一次是在波斯帝国的国界之内；波斯帝国根据大国的国防原则，通过集中防卫边缘地区来保护内地。亚历山大大帝同波斯军队在格拉尼卡斯、伊苏斯和高加米拉的3次战役都是在开阔地上进行的。只有当他征服波斯后，进入波斯和印度之间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地区时，他才又用上了公元前334—前332年间突破波斯帝国边界时常用的围城战术。古罗马人在建立帝国期间，围城战打了一场又一场；从公元前262年第一次布匿战争拿下西西里最早建立防御工事的港口阿格里真托，到公元前52年，恺撒的军队攻陷凯尔特人在阿里西亚建立的一处巨大的山顶要塞，推翻了韦辛格托里克斯。罗马军队在从阿尔卑斯山挺进苏格兰和莱茵河的路上，沿途留下了许多长方形的军营。罗马的士兵训练有素，每天在敌方土地上行军结束时，都按照标准的设计安营扎寨。按照这样的标准设计，罗马军营的周围有4个门，中央有一块广场，奇怪地与中国的典型城市设计非常相似，也成为被罗马人所征服地区的主要城市的模式：在伦敦、科隆和维也纳这些现代城市的中心，地下都留有古罗马方形军营的遗址。

不过，在实现了平定安宁的罗马帝国内部，征服者没有建造工事：“大多数高卢城市起初都是开放的居住点，没有设防。”此即“罗马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的含义——开放的城市、安全的道路、西欧广大地区形成大一统。当然，这种和平需靠别处建造的防御工事来保障，但究竟是如何保障的，却是撰写罗马史时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古罗马帝国边境地区的防御工事是实实在在、人所共见的，最明显的是哈德良长城中段。标志着罗马人挺进不列颠北部纵深的安东尼长城的遗址也仍然隐约可见。至于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的边墙，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沙漠边缘的非洲战壕，以及从亚喀巴湾和红海北部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源头的叙利亚边墙，至今尚可看到它们残存的部分。这些防御工事是有些现代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合理边境”，还是仅仅标志着古罗马军队的有效控制线？古罗马军队在地中海经济的边缘地区往来征战，防止动乱势力坐大；这类势力有些是地方性的，有些却构成战略性的威胁。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在《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一书中令人信服地论证说，古罗马人像在印度的英国人一样，明确地知道哪些地方能够防卫，哪些地方防卫不了。虽然在实际防卫的过程中，他们必须根据自己的能力采取不同的方法——首先靠强大的中央军队，其次靠有力的地方防卫，再次是两者并用，不过最后一种办法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反对勒特韦克这一论点的人（Benjamin Isaac）认为，罗马人并没有如此全面一致的战略，尤其是在东部边境地区。本杰明·伊萨克认为，罗马对波斯和安息长期以来一直采取侵略性的政策，因此，东部的防御工事应视为供罗马远征军使用的保险的交通线；C·R·惠特克（C.R.Whittaker）则认为，许多边境地区动乱不断，古罗马建造的防御工事，如同古埃及人在努比亚的碉堡或1954—1962年间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建造的工事（莫里斯防线），是为了挡住匪寇，不让他们骚扰和平的农耕者。

可以肯定，几乎在任何地方，只要建立起了中央权威，就必然会建造战略防御。其中有简单的，如把盎格鲁－撒克逊人居住的英格兰和凯尔特人居住的威尔士分隔开来的奥法堤，不过在它那个时代，它一定是一项浩大的举措，为挖土而耗费的人工日不下好几万个；也有像中国的长城那样时至今日仍然神秘未解的复杂工程。较难确定的是这些防御的具体职能，因为它们的职能各不相同，无法笼而统之。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接壤处的军事防线（krajina）肯定是为了阻隔土耳其人的，但建造这样的防线意味着土耳其的力量强于奥地利，虽然哈布斯堡帝国的历史更加久远。相比之下，18世纪60年代为保护不列颠南部和东部海岸的港口而花费巨资修建的一连串碉堡（到1867年，有76座碉堡完成或在建）是对法国威胁这一幽灵的反应，可能它证明了英国人本能地对铁甲舰艇不放心，不相信它们能提供有效防卫，而他们对木头墙这方面的能力倒一直深信不疑。路易十四沿法国东部边界建起的碉堡链是侵略用的工具，借以一步步地把法国的力量延伸到哈布斯堡的土地上；俄国的沙皇从16世纪开始逐渐向东部大草原纵深修建的一连串由临时性碉堡组成的碉堡线（cherta）更是如此。沙皇此举是为了把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挤到乌拉尔山以南，为俄国人开辟一条去西伯利亚定居的通道。然而，要延长碉堡线，必须有哥萨克人的帮助；哥萨克人尽管不太热心，但还是提供了帮助，可他们没有意识到，碉堡线的一个职能就是把他们的自由居住区纳入莫斯科的控制之下。

与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并列为最伟大的边疆历史学家的欧文·拉铁摩尔认为，这种半防御、半压迫的作用正是中国长城的写照。特纳在他1893年向美国历史学会提交的著名论文中指出，美国不断移动扩展的边疆使任何愿意西进的人都能得到免费的土地，在形成美国人充满乐观、活力和好奇心的民族性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决定了美国这个伟大的民主国家能够继续保持它的特性。与其形成对比的是，拉铁摩尔说中国的长城是在各方面都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边境。它确实移动过，先是把诸侯为保护自己的地盘而建起的各段城墙连接起来，最后，在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长城沿着灌溉的农田和由河谷和草原组成的牧区之间的界线确定了下来。然而，拉铁摩尔认为，秦朝和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掌握不好长城的合适位置；有时它向北推进，把黄河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高原收入怀抱，有时又放弃那块地方；长城西部直伸向青藏高原，那一带的长城多有加建和改建；最终，把所有的分支都算上，长城全长达到了4000英里。拉铁摩尔说，所有这些起伏变化与其说见证了王朝力量的兴衰，不如说是对一个虚幻目标的追求。中国的历代皇帝确实想在适于耕种的土地和只适宜游牧民族放牧的草场之间建立“合理的”边界。然而，这样的界线并不存在，因为这两种土地之间不仅存在着一个混合生态区，而且这个地区随着广袤的欧亚大陆纵深的气候变化造成的干旱或湿润的条件而不断移动。朝廷把汉族农民迁往边境地区垦荒，企图改造生态环境，结果却是好心办坏事（Schlimmbesserung）。迁去的移民，特别是落户在黄河河套地区的农民，在气候转旱时也被迫转而从事游牧，结果更壮大了一波又一波攻击长城的马背上的人群；骑马民族的进攻也使得边疆地区官员为使祖祖辈辈居住在中间区的半游牧民族实现汉化所费的心力付诸东流。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一直保留着自古以来把农田和农户隔在外面的城墙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王朝强大的盛世，城是朝廷行政的中心；在外族入侵的乱世，城仍然牢牢保存着帝国的传统，而征服者也总是被中华帝国的传统所驯服，最终实现汉化。城墙和长城一起，被正确地视为文明的象征，仅在明朝期间（1368—1644年）就完成了对500座城池的城墙的大修。然而，无论是城墙还是长城，都不过是帝国制度的道具，而中华帝国的根本力量在于中国人关于恰当社会秩序的哲学信念。这样的信念之所以维持不坠，不是因为它们被自上而下推广到了全社会——它们基本上只是士绅和官宦阶级专有的文化财产，而是因为入主中原的异族人人数较少，并且由于他们所属的草原社会经常在边境地区与中华文明有所接触，他们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有了微妙的汉化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城本身就是推广文明的工具；它是一片隔膜，强大的思想透过它流向外面，教化着不断想冲进来的野蛮人。

西方古典文明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罗马人与中国人不同，野蛮人对他们的攻击从来没有停过，而在那些野蛮人中，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罗马文明的人太少，不足以维持文明对他们的影响。从公元3世纪中期起，随着蛮族日益频繁地深入高卢抢劫掠夺，省级官员开始用围墙把内地的城镇保护起来；然而，即使到了5世纪，也还只有48%的城镇建起了城墙。在意大利的波河河谷以南，只有罗马有城墙。沿北海、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的海岸修建了碉堡链，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的边墙也得到了加固。但这些前线防御一旦被突破，整个西罗马帝国就成了俎上之肉，任人宰割。罗马帝国完结后建立起来的蛮族王国起初不需要建筑城防，恐怕它们也根本不知道怎么建。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盗、阿拉伯人、中亚大草原来的人——这些完全没有受过罗马文明影响的外来者在历次入侵中长驱直入，没有任何战略防御的阻拦，进入内地也不必攻坚，因为基本上没有碉堡。难怪查理曼大帝把欧洲重建为一个泛欧洲国家的巨大努力都消磨在了对付这些野蛮人的攻击上面。

最后，西欧又重新建起了防御工事，但中国皇帝若是看到其建造的模式，一定会大惊失色。1100—1300年间，贸易出现了复兴，这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可能应该归因于同样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欧洲人口的增长，从约4000万增加到约6000万。人口增长造成了城镇生活的复苏，而城镇则通过货币经济的增长获得了用来保护自己免遭外来危险的资金。比如，比萨在1155年花两个月绕城挖了一条渠，第二年又建起了带有望塔的城墙。然而，新修了城墙的城镇不是利用自己的坚固防御来拱卫皇家的权威，而是借此向皇家要求各种权利和自由；比萨建造城墙是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a）的反抗。与此同时，一个会使中国皇帝更为坐立不安的现象是，西欧各地称霸一方的强人开始大肆兴建防御工事。开始只是简单的堑壕，自10世纪起，出现了气势更大的护堤，最后是真正的石头碉堡。有些碉堡的主人是国王或他的亲信大臣，但慢慢地，大多数碉堡都成为抗拒君命的逆臣或狂妄自大的野心家修建的非法（“有违君臣等级”）建筑。那些人声称，他们修建碉堡是因为邪恶的北欧海盗，或阿瓦尔人，或马扎尔人来势汹汹，所以他们需要安全的地方来驻扎战马和战士。事实上，在既没有战略防御，也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威的欧洲，他们因势成事，称霸一方。

北欧海盗入侵前，法国的普瓦图地区只有3座城堡，到11世纪，城堡数目增加到39座；10世纪前，曼恩地区一座城堡也没有，到1100年就冒出了62座；别的地方也是同样的情形。如此大规模的建造最终抵销了碉堡给它的主人在地方权力斗争中带来的优势。每一个强人都拥兵自重，结果反而谁也当不成霸主，更遑论与中央政府合力抗击外侮，只落得地方战争烽烟处处。按照规矩，建造防御工事需要国王发放的执照；至于没有执照的工事，国王的大臣只要有机会就予以拆除。然而，建造城堡可以很快——100个人10天内就能垒起一道小护堤，但一旦建立起来，如果主人拒不听令，攻陷并拆除城堡就困难得多。面对坚固的城堡，所有攻城的手段都显得渺小无力，这个真理自从耶利哥建成直到火药发明之前，一直颠扑不破。

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考古挖掘中，出土了描绘围城战的图画和雕像，还有攻城器械及手段，包括攻城槌、云梯、攻城塔车和地道，使历史学家惊叹不已。关于希腊围城战的文字叙述表明，早在公元前398—前397年，就出现了最早的投掷器——弩炮。对攻城槌最早的描绘是在埃及出土的，刻在公元前1900年的一座雕像上。那个攻城槌看上去非常单薄，但上面似乎有顶棚保护；对云梯的描绘还要早5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出土了一座约公元前883—前859年间的宫殿，墙上的浮雕描绘了一个安装在带轮架子上的攻城槌，比埃及雕像中的那个威武多了，另外还有一个工兵挖墙的场景。在美索不达米亚还出土了另一个公元前745—前727年间的浮雕，上面雕有一架攻城塔车；到那个时候，人已经学会了建造坡道、填满护城壕、借塔车攀上城墙墙头；为向城堞上守军放箭的弓箭手提供保护的大型盾牌显然也已成为围城器械之一。历史记载中还提到火烧城门，甚至烧毁碉堡的内部设施；另外，在可以做到的情况下切断水源，当然还有断粮，这些也都是标准的围城战术。

因此，火药发明前的一切围城手段都是公元前2400—前397年之间发明的。除了断粮，没有一个手段能十拿九稳地，或哪怕是相对有效地，攻破城池。据古典战略家波利比乌斯说，围城战最有可能速战速决的情况是守军自满懈怠，或突然袭击以攻其不备。还有一个办法是收买变节者，比如，1098年十字军攻克安条克，靠的就是安条克城里有人变节；许多其他城堡的陷落也都是因为出了内奸。没有这些，围城战会持续好几个月，除非攻城者能找出城防的薄弱环节或设法制造薄弱环节。1204年，敌军是利用一条用于排出粪便的没人守卫的厕所下水道攻陷了盖亚尔堡的；1215年，约翰国王围攻罗切斯特城堡时，用在城墙下挖沟再用火攻的办法——用了40头猪的猪油——弄塌了城堡的东南角，但城堡最终陷落还是因为守军断了粮；那次围城持续了50天，是在那之前以及后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英格兰最大的围城战。

1099年十字军只用一架攻城塔车即攻陷耶路撒冷是一个例外，其中部分的原因是守军力量薄弱，部分的原因是攻城者的宗教狂热。总的来说，火药发明之前，只要城中物资储备充足，围城战中占优势的总是守方；而且，中世纪西方的围城战有一条规矩：攻守双方事先就时限达成协议。时限一到，如果守方没有援军来突破包围，城里的人就可以开城离开，攻方保证他们毫发无损。由于攻城的军队自身也可能粮食不继，更有可能因营房恶劣的卫生条件而生病，所以这样的协定对任何守军来说都是明智的选择。

因此，在火药发明之前的任何时期，如果因存在着关于攻城手段或器械的描绘，就认为它们在“战争的艺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种论点我们应抱以极度的保留。对战争的艺术描绘总是突出可能的和耸人听闻的因素，而并非写实；从这个角度看来，埃及和亚述的壁画和浮雕中对王师攻城胜利的描绘并不是对实际情况的可靠再现，正如大卫和格罗为拿破仑所做的英雄肖像不是对他在战场上指挥作战情景的真实描绘；描绘战争的艺术作品和过分的夸大之间只有一步之遥，自从第一个征战的国王命宫廷画家为他画像以来即一直如此。防御工事以及所有攻破它们的行动都是描绘战争的艺术家所喜欢的题材，他们对攻守双方互动的错误描绘很可能严重歪曲了我们对火药发明前防守战的理解。

这段关于防御工事的插曲可总结为以下几点：在火药发明之前，高墙深壕、粮草充足的防御工事一直很难攻陷；这样的防御工事也许是战略防御的一部分，但经常是对中央权威的违逆，或者是威吓自由民或农民的手段——这个问题以后会进一步探讨；战略防御从来难以与自然边境相吻合，它的建造、维护、供应和驻守耗资巨大，它的力量归根结底在于它所保护的国家的意志和能力。建起防御工事希望就此一劳永逸“是徒劳之举”。